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2卷　第5期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Vol.22　No.5 2000年9月(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ep.,　2000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周文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北京　100038) [摘　要]　卫斯理宗(又称循道宗)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它是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创立的,卫斯理宗既是一场宗教革命———福音主义运动,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关键词]　卫斯理宗;英国;社会整合功能 [中图分类号]B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5-0078-06近世英国,尤其是18世纪,经历了新旧社会的转变。

在这期间,国教衰落,卫斯理宗应运而生,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引出了许多连其创始人———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1703-1791)本人也未曾料到的后果。

因此,有的史学家把卫斯理宗和法国大革命并列为震撼18世纪的两件大事。

一、卫斯理宗的产生卫斯理宗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社会,它是当时的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创立的,是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此时,那些统治现代社会的因素,如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等等,各呈纷异,各显异彩。

即使人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着的因素,却也无法否认,这个时期是新旧英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时期,新兴产业兴起,国教受到起来越激烈的挑战,“旧体制”痛苦而艰难地走向衰落,而在精神领域,整个18世纪的国教及其神职人员除少数几个牧师有惊人的献身精神外,一般不以基督信念关心社会,因而没能成为“教化社区的道德楷模”。

这是一个精神疲软、希望破灭的时代,它充满惰性又缺乏远见,又由于理性主义的盛行,人们宗教情感淡漠。

卫斯理生活的时代,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和大变迁的时代。

当时的英格兰,一方面交通落后,政治腐败,人亿贫病交加,在贵族队级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出现萌芽,乡村人口逐渐移向城市,工人以低价出卖劳动力,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他们的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立法及行政权力完全操纵在贵族手中,平民无权过问,法律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

如13岁的小偷若偷3先令就会被处死,因此,许多史学家称18世纪为英国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

英国穷人悲惨命运的造成,在于他们被当成了牺牲品,这也正是社会不安、精神空虚的原因。

不管是农业革命,还是随后的工业革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平民生活未见变好。

为逃避痛苦的现实,他们把希望转寄于宗教———一种关心他们,并令他们共鸣的新宗教,而“一生,无论言行,非常关心穷人,并时时为他们考虑的卫理斯创立的宗教,正适应了平民的希求。

18世纪前半期,由于首相沃尔波尔及佩勒姆兄弟发展了一套不依赖国教的行政管理机构,国教在贵族阶 [收稿日期]　2000-07-10 [作者简介]　周文英(1965—),女,江苏连云港人,讲师,主要研究欧洲史。

级的控制下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教会的领袖如主教、牧师等俨然成为特殊阶级,徒具形式,缺乏宗教活力。

和其他政治机构并无二致。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即使坎特伯雷大主教“想要扶持正在衰落的国教也已太迟了”。

他本人曾拒绝向新王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宣誓,于国教损害不小。

同时,18世纪盛行理性主义,人们宗教情感普遍淡漠;中上层社会尤为如此,宗教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缀与摆设,下层阶级又被国教遗忘。

恰如173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言:“人们公开蔑视国教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这种邪恶习已渗入大都市,每日都可看到……它的神职人员得不到尊敬。

”这种局面的造成,除了18世纪早期盛行的理性主义影响外,更主要是国教内部腐配不堪,保不住全民“精神领袖”的地位。

许多牧师道德败坏,一味谄媚贵族阶级,求权求利,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置于脑后。

这些牧师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世俗利益,又与当时的政治纠结不清,因而遭到人们的唾弃。

许多高级圣职与政治领域一样,人们争相夺取,教士成了“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恶棍”,他们公开买卖大主教头衔,甚至在报上作广告,因为这笔收入往往很大,又有什一税作担保,许多教职工人员急于寻找这样的肥缺。

同时国教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各级教职差别很大,在教士间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使得教士们不可能全心全意投诸本职工作,抵消了应有的宗教信念与起码的献身精神,抹杀了自身的道德楷模作用,国教衰弱不堪乃时势所必然。

当然,如果国教仅仅限于内部腐朽,而不卷入世俗事务争夺,人们或许对它还会有些敬意。

但是,国教的高级圣职人员往往在占据了大部分财富后,却不愿承担“精神教化”的义务,而是花钱雇人替他们工作。

如在许多地区,高级圣职人员及部分教士往往把征收什一税的工作,托付给一个欲人,并把自己教区也托付给这个俗人管理,自己则到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于是出现了当初法令所不允许的一个人负责几个教区的情形。

一旦出现一个人管理几个教区的局面,这个人就不可能住在一个固定的任地(教区内),自然就不能有效地从事教区内的宗教工作。

这样渐渐地使得国教失去了对乡村精神生活的控制,而乡村生活的至圣之处即在于主日礼拜———“一种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洗涤并开化人类心灵的最佳途径”。

18世纪国教种种弊端与邪恶,是那个时代的共生物。

人们对国教及其圣职人员的蔑视,早就滋生起来。

同时,国家也没有通过议会立法,筹款建立新教堂,因为没有教堂,人们没有地方去敬神,久而久之就失去精神寄托的场所。

而且当时即使有新教堂的建立,也没能赶上人口的增长。

一些稍有责任心的国教牧师们已经抱怨,由于缺少教堂,导致不去教堂人数的增多,以及非国教的迅速传播。

当时这些全新的社区主要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部和威尔士南部的铁矿业、纺织业工业区。

在这些地区,即使是离居地最近的教堂也有数英里之遥,极不方便。

自然,国教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

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有适全这些穷人的需要,并要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新宗教,才会攫住新工业区人们的心灵。

总的说来,国教丢失了它对乡村生活的监督与教化,忽视了新工业区人口的精神需要,下层人民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当时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当人们需要面包的时候,主教们送来石头”。

如此玩冥不化,积弊甚深,因此当时的国教“若想继续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它在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就象与正义和理性背道而驰一样,……迟早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卫氏深知教会本身无能力肩负使命,希望能有新的、活泼的宗教团体辅助它,充实它,并给它注入新鲜血液。

1746年他发表了《再向有理性宗教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言》一文,大胆宣称英国是一个背叛上帝、违反诫命的国家,号召上下各阶层的人痛心悔改,且认为当务之急是宗教与道德生活的复兴和个人灵魂的得救以及教会的改革。

他如此疾呼,并非要推翻国教,而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国教健全起来。

因此可以说,他创立卫斯理宗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国教的呆滞状态,给它注入新的活力。

他渴望通过他的传教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变腐朽不堪的国教,改变社会生活的粗俗与低劣,让下层人民安于现状与命运。

卫斯理宗是卫氏的创造。

作为一名国教牧师,卫氏出生于一个有着宗教背景和清教虔诚奇特结合的家庭。

1703年他出生时,家中很贫寒,他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并没因此灰心失望。

她把众多的子女训练成为守秩序、忍耐、礼貌和顺从的人,这种训练为他们的未来工作打下了基础。

1720年卫氏入读牛津基督学院,成绩优良。

四年大学的教育,促使他对宗教问题进行思索。

1725年他决定从事圣职,不久被国教授以会吏圣职。

此时他读书交友,认为“真正的宗教要深种在我们的心头,而上帝的律法不单及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更管辖着我们的思想”。

每逢圣日,他去教堂服务,领圣餐作祷告。

不久,弟弟查理入学牛津,兄弟俩亲眼目睹国教日益腐败,宗教生活流于形式,社会道德败坏,犯罪增加的现实,为了挽救信仰危机,他们和一帮热心的基督徒于1729年在牛津大学组成“牛津圣社”,这个小团体最后成为18世纪遍布英伦三岛和美洲的循循派(即卫斯理宗)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

1739年4月2日在伦敦,卫氏初次作露天布道,他想借上帝之名“传播福音给穷人”,想让那“被掳的得释放,眼瞎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

他的布道以穷人为对象,他的宗教俨然成了“为穷人”的宗教。

当然他并非真正从关心穷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只不过想为国教重新争取下层群众。

尽管如此,正是这一传教标志着卫斯理宗的诞生。

卫斯理宗即循道宗,又叫卫理公会,它是以卫氏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各教会的总称。

1738年开始独立传道,1791年卫氏去世不久,卫斯理宗脱离国教而独立。

卫氏把卫斯理宗看成宗教运动,意在“改革国家,特别是国教”,它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基督教运动,这在英国,自中世纪以来是没有过的。

二、卫斯理宗的社会影响卫斯理宗产生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它伴随了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创始人卫斯理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宗教人物,“英国人士对他的景仰,不减于对大文豪莎士比亚”。

的确,“在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人象他那样直接、明显和有力地感动人和改变人们的灵性生活的”。

恰如一位史家所言,“即使我们用最夸张的语言,也难以尽述卫斯理当时所领导的灵性复兴运动的价值,因为百年以后,英国圣公会和其他宗派教会的宗教精神,四分之三是受到卫斯理的灵性复兴运动的影响”。

它引起了国教内部的福音主义运动,可谓是一场宗教革命,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当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时,福音主义者们更加提倡谨慎的道德与严肃的宗教生活。

他们看到社会很可能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发生崩溃,害怕“宗教对人们的意识失去控制”而造成“文明社会的弃而不存”。

于是,他们试图在宗教教育方面寻得一剂良药,开始讲道,兴办主日学校,举行道德聚会研读圣经等,他们渴望通过遍布全国的教区制度的帮助,实现全民道德的再生。

总的说来,这些深受卫斯理宗影响的福音主义者确实帮助上流社会复兴了宗教生活的严肃性和道德责任感,而且他们把宗教视为一种极为有用的社会摧制工具,提醒统治阶级正确使用这个工具。

他们也同样帮助大众恢复了道德礼仪的一些标准。

19世纪30-40年代,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普遍惧怕革命的时候,他们提倡培养工人阶级的宗教意识,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

卫斯理宗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教的懈怠,教堂匮乏而,不能适应新的人口增长需要等因素有关。

到工业革命快要结束时,统治阶级才认识到教堂的重要,因为没有教堂,人们就失去了定期礼拜的场所,教会他就难以控制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