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悖论”及其破解□盖志毅【内容提要】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提出了著名的“诺思悖论”。

其含义是“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许多麻烦。

如果给国家权力，让它强制执行合同或其他规章，它就会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性施加影响，造成经济效率不高的现象。

”“诺思悖论”主要发生在尚无践行西方权力制约的国家。

“诺思悖论”在我国客观存在，转型时期的我国破解“诺思悖论”是非常重要的。

破解“诺思悖论”需要制度自然演变的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的成熟壮大、不断参与以及利益博弈。

【关键词】“诺思悖论”权力制约利益集团有效组织一、“诺思悖论”的含义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提出了著名的“诺思悖论”。

其含义正如１９９５年３月９日下午他在北京京城大厦学术报告厅答听众问时指出的“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许多麻烦。

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权力，让它强制执行合同或其他规章，它就会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性施加影响，造成经济效率不高的现象。

……美国总统麦迪逊１８世纪末在美国联邦储备档案文集中写道：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集团往往要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活动，来改变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１］国家是强制性制度的安排者，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个人（包括法人）权利的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力实现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国家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又有可能是经济社会停滞、衰退甚至崩溃的根源。

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对权力特质的著名判断也印证了“诺思悖论”的正确性，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有关学者指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控制统治者和他们的权力的问题，主要是防止即使是坏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太大的伤害的问题。

”二、“诺思悖论”主要发生在尚无践行西方权力制约的国家由于西方在丰富和深刻的权力制约思想指导下，建立了完善的权力制约制度。

比如思想家洛克提出：“为了能稳定地、安全地保护每个人都享有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必须限制和约束国家和政府的权力。

”托马斯・潘恩：“政府不是一群人为了谋私就有权利去开设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托。

”“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

”而美国的杰斐逊则不仅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而且是分权制衡思想的实践者；不仅主张实行横向分权，还主张实行中央和地方的纵向分权，以便真正形成一个上下、左右相互钳制、相互平衡的政治制度。

因此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在侵蚀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活动，来改变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方面受到遏制。

实际上，根据我国已故著名思想家顾准的研究，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就已是“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早在公元前５９４年的梭伦时代，就确定了一切官员必须通过人民选举方式产生的原则，雅典建立了西方政治史上第一个依法治国的制度，不仅建立了宪法，还有雏形的民法和行政法，雅典国家建立了防止官员终身制和滥用权力的独特罢免制度———陶片放逐制。

这一制度规定，每年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认为有当权官员滥用权力的情况，则实行大会投票表决。

每一公民都有权将他认为滥用权力的官员姓名，秘密写在一块特制陶片上，投入票箱中。

如果弹劾一位官员的票数超过６０００人，则该官员就必须放逐出雅典，并在１０年内不许回雅典。

而这一切却“是中国从来不知道的事务”［２］。

所以，“诺思悖论”主要发生在尚无践行西方权力制约的国家。

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揭示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软政权”现象证明，这种“软政权”就是“诺思悖论”的体现。

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起着稳定社会、保护个人权利和规模效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组建成利益联合体。

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即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

在这里通行的是“权钱交易”的原则。

这必然产生一种设租———寻租关系。

经济主体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竞争上，而是放在与官员的打交道上。

缪尔达尔认为，尽管程度各不相同，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属“软政权”。

并且他还把“软政权”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根本上讲，软政权的主要原因是权力集中在上等阶层手中。

缪尔达尔把软政权的形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政治机制。

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

软政权造成了市场机制的错误配置。

如缪尔达尔所说，在不发达国家，一方面想把理性的利润动机和市场行为引入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那部分生活（即工商业领域），这已证明是困难的；另一方面，要想把个人利益的动机从发达国家被大量抑制下去的那部分生活（即公共责任和权力领域）中消除，这也证明是同样困难的。

所谓破解“诺思悖论”，就是将国家职能的正面作用尽可能的发挥，同时，将其负面作用缩小到最低。

三、“诺思悖论”在我国客观存在，转型时期的我国破解“诺思悖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政府对创造中国的经济“中国奇迹”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无庸讳言政府的利益集团存在着官商勾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私人利益商品化等问题。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有学者提出今后５年到１０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社会时期，表现在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群体分化加快，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这一时期，主要应注意防范利益集团占有过大份额的利益，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姊妹篇《国家兴衰探源》中，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得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对于国家总体实力之衰落，利益集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利益集团的过度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增加社会成本，导致制度僵化，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

四、破解“诺思悖论”有相当的难度破解“诺思悖论”在实质上是一个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能否实现要看破解者的力量与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

如果破解者的力量优势明显，则可能被新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所替代，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但已经占据优势的利益集团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拥有较多的资源，并且在我国出现了官商学三大精英集团联手的苗头。

因此如果操之过急的对“诺思悖论”破解，会造成巨大社会成本。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指出破解“诺思悖论”，实现制度变革需要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实施成本；随机成本。

同时，破解“诺思悖论”的风险也很大，不能进行重复式实验。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同意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经历战争一类突发性的制度变化，那么就不可能打破国家的利益集团，即必须经历“奥尔森震荡”。

实践说明，对于我国来说，这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精英式人物设计的破解“诺思悖论”方案，在巨大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很容易产生改革的变形，或者这种人为设计的所谓制度创新很容易形成新的、有利于设计者的方案。

在人为设计制度的过程中，谁的呼声高，谁就有可能左右制度的设计。

假借为社会公正之名，达到牟取一己之私的目的。

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太多的案例，如袁世凯的窃国就是一例。

而且人为设计的制度一般把大多数当事人排除在制度设计之外，尽管也通过一定的途径征求了其他利益主体的意见，但由于费用或成本方面的考虑，这种意见的征求是很有限的。

因此，人为设计的制度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虽然破解“诺思悖论”是非常困难的，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诺思悖论”存在，造成这种制度的极度不均衡性，而制度的不均衡性会导致对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

所谓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

从供求关系来看，制度均衡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定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需求。

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

主体现在在Ａ制度中是无法获取这种利润的，除非把Ａ制度变为Ｂ制度，因为这种利润存在于Ｂ制度之中。

所谓帕累托改进，实质上是指现有资源的配置还有改进的余地或潜力。

由于外部利润不能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获取，因此，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要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排，使Ａ制度变为Ｂ制度。

五、破解“诺思悖论”的战略思考思想家哈耶克指出，制度的自然演化的过程是各个主体不断参与的过程，这个参与的过程也是当事人的利益博弈过程。

通过不断反复的博弈及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制度一般都会达到制度均衡。

涓涓细流成大海，各种破解“诺思悖论”的力量集聚，一直实现从量变到质变。

那么，有什么破解“诺思悖论”的力量呢？第一支力量，政府利益集团中立志变革现有制度的精英。

他们是对“诺思悖论”破解的发动者。

社会的其他主体应积极支持他们。

不能只看到政府利益集团联盟的一面。

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正从历史经验和外国的先进政治经验中积极寻找破解“诺思悖论”的途径，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取得了长足进步是没人否定的，相当多的推进战略是自上而下的。

如何解释这一想象呢？这不是在进行自我革命吗？我们从制度经济学层面上解释，那就是因为人并不都是“经济人”。

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这样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才更接近现实。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就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

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

但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更为复杂，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

这样，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虔诚是若干快乐中的一种，虔诚也是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

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