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批评给20世纪的文学批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弗洛依德关于《哈姆雷特》的评论正是整个精神分析批评的基石，弗洛依德最早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对《哈姆雷特》进行了零散的评论，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些评论的三种不同角度及其对精神分析批评的影响。
弗洛依德在《梦的解析》中第一次对哈姆雷特进行了评论[1]，他首先说起《俄狄浦斯王》，认为“俄狄浦斯王杀父取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愿望的达成”。
但是在《哈姆雷特》中却受到抑制，这是因为这段期间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导致了作家对相同材料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然后他就分析了哈姆雷特在完成报仇使命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和痛苦。
他认为当时人们普遍流行的看法不能令人满意，一个是歌德认为的哈姆雷特代表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用脑过度，体力日衰”，另一种是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是出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但在其他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却可以看到哈姆雷特另一种表现：一次是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屏后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杀死了谋害他的朝臣。
所以弗洛依德提出问题：“为什么他对父王的鬼魂的吩咐却犹豫不决呢？”他最后得出了结论：因为这人（现在的国王）做出的正是他童年时期潜抑很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
于是对仇人的恨被良心的自遣不安所代替，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比这杀父娶母的人也好不了多少。
这就是弗洛依德有关《哈姆雷特》的最著名论断，也是他对莎剧批评史最突出的贡献。
精神分析派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对此做了如下
总结：“弗洛依德对莎士比亚学者的最重要的当然在于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依德的观点从形式上来说，是十分优雅的。
他指出，首先，几个世纪以来，评论家们始终不能说出为什么哈姆雷特一再延宕杀死谋杀他父亲并娶走他母亲的人的时间。
其次，他还根据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表明，每一个孩子都想做出那样的事情，而且这种孩提时代的欲望在后来成年的无意识反应中一直延续下去。
第三，哈姆雷特之所以拖延时间，是因为他不能像孩子那样去为了自己的欲望去惩罚克劳迪斯……第四，这种欲望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本身说明批评家本人是无法解释哈姆雷特延宕时间的原因的。
”[2] 显然，弗洛依德为文学批评家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从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就走上了寻找“俄狄浦斯情节”的新道路。
他们把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当成现实中的人，非常敏感地考察着家庭内部关系，稍有蛛丝马迹，就很快像医生一样进行确诊。
这其中要数琼斯的文章最为著名，他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年1月号上发表了《作为哈姆雷特的秘密的一种解释的俄狄浦斯情结》。
当然，许多理论家也反对这种观点。
A.W.列维在《文学、哲学和想象》中指出，“针对哈姆雷特的犹豫进行长时间的争论，绝大部分是无的放矢，虽然这一争论本身是有趣的。
”[3] 他认为延宕是出于情节的需要，是让情节更丰富一些。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这种犹豫，后面的丰富情结就无法继续了，这是研究文学的正常思维。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与莎士比亚不同，20世纪的西方主要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弗洛依德的影响，这些影响必然
要反映在文本中，这也就要求批评家掌握批评的武器，这样才能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
当然，这样的尝试在目前看来有许多牵强附会和不成熟的地方，但这对批评家开拓思路，扩大视野，以至在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对这种理论的反驳与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弗洛依德对哈姆雷特的研究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对莎士比亚本身的研究，在论述完他对哈姆雷特的看法之后，他紧接着就分析了作者。
“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态。
”弗洛依德引用一本布朗狄斯的书，指出《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死去父亲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的悲痛下写成的，另外，莎士比亚还有一个独子夭折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几乎同名。
这是一个典型的弗洛依德思维方式，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也不断发展了这种思维方式。
其基本思路就是“因为作家有某某情结，尤其是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欲望，所以文学中才有这样的体现。
”这很自然让我们想起19世纪中期的批评家泰纳，认为文学的产生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而弗洛依德认为文学作品决定于作者的隐秘心理，无疑是对泰纳的超越。
但是，弗洛依德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评论文学作品的越俎代庖的危险性，所以马上又补充说，“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有单一的解释。
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作家的深层心理。
”可见，弗洛依德为他的文学观非常谨慎和谦虚。
后来，就连弗洛依德自己也被别人用他的自己的方法解剖。
琼斯注意到了弗洛依德在1913年时的情景与他对米开朗琪罗雕像解释之间的相似形，指出弗洛依德
的观点不是一个客观分析，而是一种对焦虑和愿望的投射。
他说：“摩西是如同圣经上所讲述的那样，在走下西乃山时无法控制他的愤怒，还是像弗洛依德坚持认为米开朗琪罗所刻画的那样，能够达到自我控制的高度？我们知道，这种成见恰恰是在他的瑞士追随者们突然放弃他的学说，而他也在压抑自己的愤怒时发生的。
”
可见，弗洛依德的理论对于探讨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传统的文学批评虽然也重视作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他们突破了现实生活的界限，而深入到作家创作的深层意识。
弗洛依德在1908年发表的《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文学创作观，而他的《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则成为精神分析式传记与批评的范例。
这一点也对传记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传记文学家都在写作中使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如《杰克·伦敦传》的作者安德鲁·辛克莱说：“精神分析的工具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惜它们却不能被充分利用于一个仅仅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才发现精神分析的人。
”
除了在《梦的解析》中解释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和莎士比亚的心理以外，弗洛依德还在1905年发表的论文《论舞台上的精神错乱人物》[4] 中以哈姆雷特为例讨论了观众欣赏精神错乱人物的条件。
他认为，（1）该角色不得从一开始就进入精神错乱，而必须在戏剧的过程中变得精神错乱；（2）假如我们想要使自己认同于该人物的话，那么他所抑制的冲动必须是人所共有的；（3）这一闯入意识之中的冲动决不能命名，这样观众才会不知不觉地被它牵着走。
弗洛依德
最后宣称：“毕竟，《哈姆雷特》中的冲突隐匿得如此巧妙莫测，只好由我将它们挖掘出来。
”他假定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目的是“唤起‘恐惧与怜悯’，并引起人们的净化”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是他从新解释了这种理论，指出戏剧的真正目的是不仅通过缓和紧张，而且借助随之而来的性兴奋，为我们打开在其他情况下被否定的快乐之源。
他认为戏剧这一艺术的首要条件是不应该给观众招致痛苦，而应该懂得如何通过创造可能的满足对他给观众带来的同情之苦进行补偿。
可见，弗洛依德已经开始从观众反应的角度来探询《哈姆雷特》成功的秘密。
这种观点也为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读者反应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种思路为文学精神分析批评中关于读者与作品关系的研究开拓了新道路，使一些批评家越来越重视读者反应。
当代著名美国精神分析批评家霍兰德正是沿着这个道路进一步开拓了这种批评道路，他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来分析阅读过程和文学反应的原动力。
他认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种本我幻想与自我防御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把读者的潜在愿望与恐惧转变成了社会可以接受的内容。
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依德，他并没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文艺理论，他只是从自己钟爱的角度看问题，关注的自然是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的人物心理问题，而忽视了文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的更纯粹的审美方面。
一些评论家也清楚地看到了弗洛依德的这些不善长的方面，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艺术的形式美方面完全被
弗洛依德忽略了，他们不懂得，诗绝对不止是支离破碎的梦或捉摸不定的幻想，他们也没有看到，潜意识的本性固然要以象征的形式得到表现，却不一定要以美的形式去表现……这样一种艺术观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也至少是片面和夸大的。
”[5] 其实弗洛依德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的第一段就非常坦白地说：“我应该立即声明的是，在艺术上我不是什么鉴赏家，而只是个外行。
我发现，艺术作品的题材比其形式及技巧对我更具有吸引力，尽管艺术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首先而且主要在于其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
我没有能力恰当地理解艺术上所采用的许多表现手法及获得的效果。
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得到读者的原谅，允许我在这一方面做一番尝试。
”我们应该清楚，弗洛依德的文艺观有着它特定的角度，他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系统的文艺理论，也没有从艺术和精神分析关系的角度，对文学艺术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用“片面”、“错误”来评价也是不公平的。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思想火花，它有着特定的范围和价值，实际上每一种文学理论也都有自身的背景和特点。
显然，弗洛依德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谦逊态度，把审美方面的内容留给了艺术家。
综上所述，弗洛依德在评论《哈姆雷特》时分别论述了文学虚构的人物，作者和读者三个方面，而且都是从新的理论出发给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道路。
弗洛依德给西方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尽管他的文艺观点可能是不完整的，但这些观点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他的后继者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修修补
补，期待在他的思想上最终建立一个体系，但这些修补马上就被历史冲刷掉了，而只有他的理论本身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