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财主底儿女们》中人物的“疯狂”周义婷长丰县杜集中心校摘要：《财主底儿女们》以家庭为母体表现这群对“家”无法割舍的感情的人们一步步陷入“疯狂”的状态，又因为人的焦虑的不可消除性，要实现对自我的肯定，只有一生都与它做反抗，而反抗能力的强弱，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是软弱无力的，呈现一种弱势，或是反抗最终却放弃的，或是充满热情的终生都在抗争奋斗的。
作家给予他们以精神思考的自由空间，并赋予他们思考内容的自由开放，在此基础上作家描写了人物的“疯狂”行为是人的内心对“英雄”的渴望，是人物身上特有的“英雄气质”激发了生命的“疯狂”。
最后，不管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从焦虑走向疯狂最终迈向了死亡，但正是生命经历的这些过程，才会到达未来，作家相信未来的光明与希望。
关键词：家庭情结；生命形态；精神空间路翎的小说（主要指1949年以前）几乎是一首首生命的狂歌，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躁动不安的，充满焦灼的疯狂的，他的作品中的一个个生命个体几乎都在经历着这样一种躁动焦灼疯狂的心理过程。
由于感到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对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而产生焦虑，随着焦虑的持续或是增加，表现在行为上着便是“疯狂”的产生。
“疯狂”不仅仅指“丧失理智或精神失常”的病理现象，更是一种心理现象，这在路翎的作品《财主底儿女们》中作家作了精彩地描绘与刻画。
在作品中，从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作家仿佛痉挛的手足无措的执着笔，是因为他道不出其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的想和做，他们的行为在常人眼中看来是那样的不可理喻，然而作者是遵从于现实主义的手法，无限接近生活和生命的最原始的状态，真实的加以描写，笔者好像并不在意“非善即便是恶”的传统，而是如实地描绘生命存在的无规律性并把人对无规律性的生存状态的焦虑外化了而已。
这部作品似乎并不刻意于写作技巧的追求，而是如实的描写生命的本真。
一、家族情结中展现人物的“疯狂”在很多人的眼中，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家园故土情怀。
事实如此，并且更有着复杂的家族情结。
中华名族的恋家，这已是一种共识，家的依赖和眷恋已成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在的意识，这种感情更是广泛的被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从“狐死首丘”“越鸟南枝”“胡马北风”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新文学作品中涉及大家族题材者更是不甚计数，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许多在近现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无不是把家庭作为人物活动的母体，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各有不同。
作品《财主底儿女们》同样真实的描写了封建宗法制度下旧式大家庭，描写了它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在小说中作家关注大家族的命运，更是关注在这样一个家族衰落时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人物的性格形象，也可以说是在大家族的颓败中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形象。
从传统的观念出发，作品中，我最难以接受的是蒋少祖对王桂英的“疯狂“行为。
明明是对王桂英有好感，却因为王定和是蒋家的女婿而娶了陈景惠，开始的”疯狂“的热情却又在王桂英最痛苦需要人安慰给予精神上的支持的时候，悄然退出场外，让王桂英独自承受众人的非议、责难并最终背弃了她，将庞大的封建世俗压力让一个爱他的女人一人独自去面对。
王桂英在对家人充满了失望、对生存反抗失败后，最终是“疯狂”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并走向了堕落。
人物行为的猛推猛转，着实让人愕然。
从文体中不难看出蒋少祖之所以背弃了王桂英不仅有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誉，还是因为他的“家”，是因为她背后的苏州的名门世家，在文本中交代蒋少祖是蒋家的第一个叛逆者，但却一直和血脉关系保持亲密的接触，最终也回到苏州蒋家探望，可见其灵魂深处“家”的怀念一直没有远离他，不管这个家是不是封建的代表。
因为“家”的复杂情愫他焦虑过，矛盾过，他的很多焦虑都是从“家”开始的。
对于蒋少祖来说“家庭”的因素可否说是他背叛王桂英的一个借口呢？笔者是要以此来指责他的虚伪吗？然而在后来文本中却表现了他热烈的渴望，渴望忏悔，以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
他的深沉的思考，作家对他也未必就完全是反感的。
作家也曾无限温柔描写过他的感动。
再看看蒋家的另一对“疯狂”人物——蒋蔚祖和金素痕。
蒋蔚祖的生命有两大部分组成：蒋家长子怀抱旧家世子神圣的道德与责任，同时他又是金家的女婿，一味地恋着金素痕，在多次的公公与儿媳妇的冲突中，他忍受羞辱，在“孝”与“爱”中挣扎。
为感化妻子，他曾把红墨水抹在脖子上伪装自杀，但最终也没能赢得爱。
面临着家庭的日薄西山，你争我夺，他多次离家流浪，与乞丐为伍，最后精神失常。
疯狂中的蒋蔚祖颠簸流离，混迹于乞丐之中，目的只有一个会苏州的家看看，在被金素痕诱禁之后，在其精神深处更是清冽了家的印象，“家”是精神根系所在。
因为“家”蒋蔚祖在痛苦中穿梭，他的生命经历“疯狂”并走向了“死亡”。
在众人眼中金素痕够无耻的吧！为了争夺蒋家财产，她把懦弱的丈夫变成工具。
有一次，她造成丈夫被公公逼死的假象，戴孝闯入蒋家，一头撞翻了把手房门的公公，抢走了房契。
蒋捷三又气又病，提前归天。
她又抢先赶到苏州，以办丧事为名运走了许多贵重物品，金素痕以强力的铁腕摧毁了蒋家，初读文本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十足的“女疯子”，然而作者为她的举动，似乎也准备辩词。
作家把她看作“仅仅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时”的女人，动情地述说她是如何害怕凄凉的未来以及她在蒋老太爷灵前极致的哭泣和内心的剖白。
虽然作家的这种写法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金素痕这个让人爱很无奈的极具个性的文学人物形象便在这个大家族的生活进程中完成了，她的“疯狂”也无一不同这个大家族是紧密联系的。
大姐蒋淑珍是蒋捷三去世后“蒋家”血脉亲情努力维系的最外化的表现者，从她对蒋淑华的儿子汪静的态度上，在对待三弟蒋纯祖的感情上，便是最好的证明。
可就是这样的血脉也让她感到了“蒋家的所有重负，现在是全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而“她底限量的忍耐，是到了最大限度，她觉得她要发疯”。
从局部来看，是否可以说这些人的“疯狂”也跟旧式的大家庭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呢？也许这正是胡风先生所说的“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实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
①路翎的成功在于他不落任何窠臼，用现实主义手法，在大家庭的生存进程中本真的描写了生命的律动。
二、蒋氏兄弟“疯狂”的呈现形式“疯狂”也许是人生命历程中一种不可割舍的点缀，如：过度地兴奋，难以自抑地冲动等等，是长时间焦虑压抑下的心理能量的大爆发，是在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中生存的人们觉得受到了威胁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是一种情感体验，焦虑是没有确定的对象的，它“意识到非存在是人的存在不可消除的部分，它是人的有限性定义的组成部分”。
②保罗〃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中把这种焦虑区分为三种形式——本体上的（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道德上的（罪过和谴责的焦虑），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
③这三种形式在蒋氏三兄弟身上各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然而他们又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演变，从焦虑到疯狂，可见“疯狂”是人对焦虑的反抗最终不能实现的结果，其内在表现为幻想与强迫，外在呈现便是分裂和激烈地冲突。
焦虑与生命好像是如影随形，只要是有着生命意识的人，就必须面对着它。
蒋氏三兄弟在反抗焦虑的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们的生命历程也随之就有了不同的呈现形式：蒋家的长子蒋蔚祖是颓败的封建世家生命力渐渐枯萎的象征，作为名门世家的长子，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负担起兴旺家业的重任，传统的教育，威严而又慈爱的父亲，都在无形中赋予了他世家子弟神圣的道德与责任，另一方面他又是那么的爱自己的妻子，是疯狂的着迷于她，如果妻子金素痕可以换成是瑞珏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位符合古典传统意义上善良温柔的女子，蒋蔚祖都将是安慰的，无奈的他面对的是美丽却冷酷的金素痕，她既有王熙凤、曾思懿那种公开放荡。
作家在文本中曾真实地述写她在爱情上的变态追求，这些都使得蒋蔚祖满怀担心，害怕被金素痕遗弃，他生命中的两大组成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停地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他心中的焦虑与日俱增。
极端的他高叫“奸淫就是爱情呀！抢劫就是孝顺呀！”。
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否定了虚伪的亲情，同时他也觉得再①胡风《〈财主底儿女们〉》《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1②美P·蒂利希著成显聪王作虹译《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33③美P·蒂利希著成显聪王作虹译《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37-52也没有力气去承担这一切的纷争。
在他的身上本体的和道德的双重焦虑交错出现，他便以变态的方式抵制这一切威胁，在幻想中放纵自己的欲望，是自己成为“人间的王者”，在房中点满蜡烛，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退入了一个虚假的安全城堡，拒绝外界的一切问题，在幻想中建立他自己的世界，并以此与现实相抗衡，终于一步步走向了虚无的世界，他焚烧了临江的巢穴，混迹于乞丐之中，想求得永恒的忘却而得到安宁，但他的妹妹却又把他拉到了现实之中，指出他作为儿子和丈夫所应该承担的一切责任和义务，那些他曾经强迫自己承担而后来又竭力逃避的东西。
于是他再一次的去找金素痕，然而致命的他看到了他疯狂爱着的妻子此时却倒在了别人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为他的死亡做了最后一次助推，他终于走向了江流，听着南京沉重的呼吸声，他感到“一切都是死寂，冷漠，无意义”，蒋蔚祖曾对生活中出现的那些个焦虑反抗过，然而却是那样的无力，一个破落的软弱的世家子弟，死亡对于蒋蔚祖来说也许并不是件坏事。
蒋家二少爷蒋少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年少时曾勇敢挣脱家庭束缚到上海读书，参加社会活动，作为五四觉醒的青年他超越了蒋蔚祖式的对旧家庭的道德上的焦虑，完全投入到时代的浪潮中，积极思考民族的出路。
然而限于当时的他并不能认清民族的出路在哪里？由民族前途的渺茫又联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无所依，对命运的焦虑便伴随着他奋斗的路程。
对于王桂英，他也曾有过聂赫留道夫对玛丝洛娃同样的罪恶感。
五四的浪潮，催生了他的反叛，但由于某种局限性他并没有拥有科学的信仰，蒋少祖的信念是热情的，绝对的，他有的是一种“绝对的信仰”，并且在这种“绝对的信仰”中实现了对自我的肯定，当然这些肯定都是一些虚假的。
例如：他把对王桂英的罪恶感归结为社会原因，认为“因为社会对我们冷酷，所以我对她应该冷酷！”。
伴随时间的推移，生活的前行，他也逐渐的沉静了下来，并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就如一个迷途的孩子重返家园，当然他回到的只不过是他曾经反叛过的传统文化的壁垒中。
作为曾经的弄潮儿，如果对于“遗产”的认识在于批判性地接受，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科学观的，然而此时的他把民族的前途也归结于此，并认为“这是五四运动底更高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