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卷第1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3月V o l.22　N o.1Journal of Chang Chun T eachers Co llege M ar　2003关于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几点建议姜维公1,李凤莲2(1.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2.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摘　要]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学者的论著中对于中朝边界历史形成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这不但有悖于中朝两国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对我国外交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所以,只有以史实为根据,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中朝边界问题,才能找到正确地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中朝边界;处理;建议;疆域[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03)01-0033-03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朝边界的论著,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的问题上错谬颇多。

推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不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说起。

现在从地图上看,中国与北朝鲜的疆界是清楚的,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

这个边界线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它牵涉到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这些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勿庸置疑。

但是,现在朝鲜半岛上流传许多关于历史上中朝边界的错误观点和认识,这些观点和认识都是在错误的思想观念引导下产生的,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且也超出了学术研究范畴。

值得忧虑的是,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通过国家舆论机器在半岛上广为宣传,诸如“北方领土意识”、“收复我们祖先的故土”、“中国人进入满洲不到二百年”等奇谈怪论。

这些怪论有时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这种思想和行动是中朝友好的一条裂痕,有如大堤上的蚁穴,必须挡塞住,否则隔了数年之后,万一领导不得其人,出现了尼赫鲁之流,也说不定借这口实来夺取领土,制造混乱。

”[1] 现在的中朝边界是清楚的,但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朝边界时,受时局所限,各个时期的标准和依据还是有差别的。

在抗美援朝结束后,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和朝鲜人民满怀感情,因为,朝鲜历来是我们辅车相倚的邻居,是无数中华儿女为捍卫国家主权洒下鲜血的地方。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时的个人感情和长久的国家利益是相冲突的,假使有了这一天,朝鲜统一了,或有了新的外来威胁,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在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局面下,以此为借口,向我提出领土要求,以逞其野心,对我是极为不利的。

抗美援朝后,出于照顾朝鲜民族感情方面的因素,我们国家放任朝鲜在这一方面别有用心的研究,同时限制和封杀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

隋唐史大家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一书,只因书中提到了“征东”,康生在人民出版社的会议上就认为陈先生称赞《再生缘》会影响我国和朝鲜的关系,封杀《论再生缘》的出版。

康生在1963年还在“中宣部、大区宣传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上说“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

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

盖平县就是为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

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北大历史系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朝鲜发表的东西不满意”。

[2]所以,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视此为禁区。

而朝鲜历史学家则在此时期以重新发现的眼光来审视原居住在我国北方和东北的高句丽族。

他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连带反对中国古代的帝王侵略他们的国土,在提高自尊心的要求下,产生了“收复失地”的企图,并在其国内掀起研究、宣传高句丽的热潮。

[收稿日期]2002-10-18[作者简介]姜维公(1962-　),男,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东北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

・・33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受到很大的约束,这是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在某些论著中甚至接受了日本东洋史学者及朝鲜半岛学者的不正确观点,这就不能不归咎于作者的史识了。

近几年来,半岛政界、学界的不正常思潮引起了我国东北学者的注意和警觉,他们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半岛学者所谓的高句丽研究,引用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古代文献,但他们断章取义,只采撷对他们的观点、假设相吻合的史料部分,甚至于在没有吻合的史料的情况下,不惜歪曲、伪造,将我国东北大部分及河北的一部分都说成是他们过去领土的一部分,完全违背了历史,完全超出了学术范畴,成为趋奉政治的产物。

而我们过去的姑息和放纵已成了他们的口实。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疆域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而张缩的,但我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是不能同亚洲以外其它国家的发展历程相比较的。

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只是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国家的代名词。

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东亚的霸主,周边诸族则算是它的附庸。

在郡县设置之内的区域是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在郡县设置之外的地区则是中原王朝的势力统治范围,历史上称之为羁縻。

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够和它始终抗衡下去。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没有疆域概念的,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

“中国”这个词,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具有相当的含糊性,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

例如,西汉时,现在的湖南、江西虽已设置了郡县,还是没有被承认为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被称为中国,现在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依现在的理解,中国这个词文化上的意义多,地理上较为模糊,它通常作为中原、中心地区或先进地区的代名词,是非固定的概念。

有些地区早就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也有了相当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对周围落后地区更是以中国自居,但在以往的观点看来,这个地区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再如,北燕冯跋因不敌北魏大军,逃到高句丽避难。

高句丽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他,书信写着:“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3]这就是高句丽王以中国自居,用的是一种平等甚至视北燕为其藩属的口吻,难怪以中国自居,视高句丽为夷貊的冯跋又惭又怒,以宗主的态度责备高句丽王了。

现在一些外国学者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和中国对立起来,将其当作国家看,这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这个名词有时也是王朝法统和汉族文化的同义词,他们不了解中国史书上的华夏和蛮夷只是一种文化的区别,而不是现代国家意义的区别。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掌握了原来旧王朝所统辖的区域,他们却不认为自己占领了别的国家,只不过觉得自己取得了中国的地位而已。

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却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将北朝称为“索虏”。

而相继在黄河流域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取得了这些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岛夷”,这在当时,这些正统观都是当局人无法解决的争端,而在后世看来,都给予承认,在唐初,南北朝史都作为正史同时修撰,就反映了这一点。

有时,在中原腹地发生了叛乱,叛乱地区也往往被称为“夷貊之区”,将之当作蛮夷看待了。

也就是说,不能以现代国家的疆域之争来看待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历来的天朝思想,也打破了原有疆域概念。

外国人习惯称建省地区为中国本部或中国,称其余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中国突厥(新疆)。

也许大部分这样称呼的人并无恶意或用心,但这说法毕竟为列强掠夺我国领土提供了口实。

即使与中国领土绝无关连的国家,也可以此为借口,借着中国原有疆域概念与当时国际疆域概念的差异,实施其掠夺之目的。

100多年中,清朝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过去,日本侵略中国,自有其真正原因,但九一八事变,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是将日本史学家矢野仁一所作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论》当作堂皇借口的。

日本为了侵占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费了不少苦心,网罗了大批学者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构筑可行之理论和舆论。

可以说,今天朝鲜半岛的各种奇谈怪论都是变相地承继了日本当初的侵略理论,日本是始作俑者,至今仍未否定其研究之结果,其用心颇令人担忧,正如其以各种理由支持台湾一样,是有着扩张野心的。

1959年的中印关系恶化自有其历史原因,但尼赫鲁在决定使用武力之前,也是用这种方式当借口的。

当时,印度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信函的形式,从历史与地理沿革的角度向我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这个写作班子包括历史学家、外交家自然不足为奇,但连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也都搜罗进去,足以说明他们是如何煞费苦心了。

今天,如何规范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呢?用今天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吗?显然不妥当,它不能反・・43映出18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100多年帝国主义的掠夺,清朝先后失去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同样也不能反映民国建立之初的疆域,那时,中国的地图还是“桑叶形”,而不是“公鸡形”。

1946年,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如用今天的中国疆域为标准去重新安排历史发展,不但不足以反映当时实际形势,而且有数典忘祖之羞辱。

那么说,应以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吗?与上述同理,这也是不太妥当的。

不要忘记,越南很早就成为了中国的郡县,直到明初还是明朝的一个布政使司(省),朝鲜半岛的北部曾是汉朝的郡县,难道都能人为地从历史上割去这部分疆域吗?在叙述汉朝历史时便以今天的国界为准,将之割裂给当时尚不存在的北朝鲜和越南吗?这两个标准有时也会产生危害。

如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就说:“我们认为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

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

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

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

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

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

不仅它的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谭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他的观点在一些人眼里不会看待成个人观点,在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谈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古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