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
武若男12260414 新闻班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投判处死刑。

这位被称为“哲学之父”的伟大哲学家用自己的生命与雅典民主做最后的抗争。

苏格拉底之死是按雅典城民主法律，由雅典城多数自由民参加，最终以多数票获胜而判处的。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多数人的意愿，而公民的意愿在当时的雅典法律之下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

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但是关于苏格拉底之死也有另一种解读，值得深思：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几年来我们常常说司法民主或民主司法，这几乎成了大众喜欢、一些学者热衷的口号。

民主和司法都很重要，但混在一起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本质特征的窗口，在西方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体系中，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民主的不足而存在的，甚至是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因为民主的弊端之一就是可能产生多数人的专断。

当然，即使在西方国家，从最终
意义上讲，司法也是为广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即“在一个法制化的民主国家，法官么没想on个某种意义上最重视对人民负责的”。

民主的定义都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利益决策机制，严格遵循多数人利益至上原则。

简言之，民主就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

而对于司法，核心要求是公正永远是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

美国甚至有学者曾说过“我不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我只需要一个公正的人”。

民主却是决然不这样的，它意味着“我是我自己利益的最好的法官”。

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选择最优的情况。

而司法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官必须中立，必须对他的朋友与他的敌人采取同样的标准。

这里就要谈到苏格拉底在审判时那501名雅典公民最在审判席上考虑的不完全是法律的规定，更多的是苏格拉底在自己心目中的印象，以及苏格拉底与自己的关系，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民主的司法已经不是理性的判断，更不是基于法律的决定，他只剩下多数人的情感的决定。

民主制度下，舆论自由是民主统治真正基础。

而司法需要理性，最为法官需要冷静，要克制，要审慎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论和意见，居中做出裁判。

司法本身是与公正紧密联系的，而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却是无理性。

司法与民主虽然有相伴相生的一面，但是而这无论在本质上、运行规律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同时司法及其相关的制度设置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

司法与民主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