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惟有率领创新,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并抵消内部不平衡,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领导者和普通人的知识水平,调整企业结构,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人员,解决知识鸿沟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把旧有的发展理念彻底摒弃。
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
绿猫( G oeC a)只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 “透明猫”( T r a l l s p an C a)指G D P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是透明的,都经得起检验。
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中心,接近1亿人的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起点,过去的发展理念要适时调整。
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使他自己交织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中国正常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联谊效应,向其他国家提供自身发展的观念,这可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他从正反三个方面扩展其能量:1 . 具有某种反弹带动力能量;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一度热衷于美国的国家从冷战式的军事联盟转向经济联盟,“华盛顿共识”效果不佳而被抛弃,“北京共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个人作用—来分析问题,为了创造一种允许试验和失败的环境,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契约,“三个贴近”(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的提出放开了数百万人的手脚,·在他们工作、计划和自己组织起来的同时,确保庞大的中国社会保持团结,这也巩固了党的领导。
2 通过本地化是仿效者在本土实现增长的连锁反应;在亚洲,中国文化渗透到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上,许多异族人侵者被同化,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由“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新路,即根据当地适应性的需求融合全球思想,中国经济特区样板正在被全球仿效。
3 . 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还有,中国以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给许多国家真正带来民族独立的希望。
当然中国的模式值得发展中国家认真学习总结,然后结合本国国情充分发挥,但应该注意,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完全照搬的经验教训。
正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并不容易仿效,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照抄照搬外来经验,而是与本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
但“中国模式”还不完整,在社会政治方面存在问题,中国领导层应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
“华盛顿共识”是1 9年美国人约翰·威廉森提出来的。
他当时在一份很有名的杂志上就经济改革制度,尤其是拉美的经济政策作了一番评点,据他说,坐镇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已经就一些事情达成了共识,包括:1 财政管制;2 利用公共开支促进增长以及收人再分配;3 . 国有企业私有化;4 利率、汇率自由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5 拆除壁垒,自由竞争;6 保护产权。
_ 上述是广为传播的“华盛顿共识”的六项原则。
他认为:上面这份单子体现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于他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而在于他推行的经济政策。
威廉森认为,发展靠三件事:1 . 健全的宏观政策,也就是低通胀,低赤字,国家收支平衡;2 . 国家要对外开放,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路子;3 . 要重市场而轻国家,实行私有化,将政府的行为减少到最小,放开管制。
“华盛顿共识”是针对拉美国家开出的一份经济政策的“灵丹妙药”,但后来却广泛的用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
“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也曾经创造了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
其主要的成绩表现在:1 . 财政赤字减少;2 拉美走出了8年代的“失去的1年”的阴影;3 . 外资大量流人该地区;4 . 大部分企业效益提高;5 . 国民经济总量和市场化程度提高;6货币通胀大幅度降低。
但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拉美模式更多的是暴露出其许多局限性: “在遵循了1年‘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拉美国家证明是一颗苦果。
”就连世界银行首席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 “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已经被拉美、俄罗斯和亚洲的实践证明时灾难性的。
”1 . 经济增长缓慢。
改革前( 1 9 5 0 一1 9 8年) ,拉美地区的经济年增长率为5 3 %,8年代为12 %,9年代为3 . 2 %,近三年则急剧下降,2 02 年甚至下降到了0 5 %,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下滑。
2 . 社会形势继续恶化,贫富差距拉大。
失业率从1 9 8 年的6 石%上升到了2 《X ) 2年的9 . 1 %,赤贫人口从1 9 8 7 年到1 9 8 年增加了1 4 5 0 万。
3 . 金融危机的阴影迟迟消除不掉,财政风险加大。
从1 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 01 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其不成熟的金融改革有关。
4 . 私有化进程严重损害了拉美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调控能力,引发了社会危机。
通过上述的描述可以发现,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模式和在“北京共识”指引下的“中国模式”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中国2 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从1 98 年到2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3 亿左右,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1 1 刀〕美元,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看,中国模式在过去2多年的发展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与中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18年以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底增长率仅为2 3 %,此外,该地区还没能规模地消灭贫困,虽然也有一些特例,但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影响拉丁美洲的整体情况。
“拉美模式”和“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手段、社会目标、依靠力量、国际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 .社会发展手段上的异同华盛顿模式强调的是市场自由主义至上,市场教旨主义完全占据了上风,“华盛顿共识”遵循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国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时,新自由主义大兴其道。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特点“激进性、彻底性、放弃主权”在“华感顿共识”里一览无遗。
而“华顿共识”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要义,试图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作用,来弥补和调节国家干预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夸大和神化了市场的作用。
中国模式则强调在国家干预下的市场作用。
虽然两者都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但在国家监管的作用上大异其趣。
中国模式从策略上来讲,要求以及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
它的定义就是愿意义无返顾地进行创新和试验( 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 、积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利益( 例如台湾) 、不断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的工具( 例如拥有 4 《X 旧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
社会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带不来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因此,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助长上,而且表现为社会再分配以及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上。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也认为:“中国成功的模式:社会主义+ 中国民族传统+ 国家调控的市场+ 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中国政府抛弃了原先所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转向一种更加照顾平民化的政策。
实质上这种转向并不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意为之,而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政策性调整,这种政策性调整是在社会形势的压迫下展开的。
2 .发展目标上的区别“华盛顿共识”的大致目标是:限制财政赤字,并在政权市场上筹集资金以弥补赤字;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且实施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贸易自由化;发展地方政权和股票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对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税制,使增值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让市场决定汇率或者美元化;资本自由流动。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导下,拉美国家实行的显然是国家自由主义目标。
但实践表明,拉美的发展目标选择完全陷人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有些学者把这种发展定义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型模式。
而中国模式显然是追求另外一种发展目标。
这种发展目标包括:( 1 可持续发展;英国( 金融时报》2 (4 年5 月7日刊登乔舒亚·库拍·拉莫撰写的另一篇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可持续发展模式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