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代玉器的渊源作者：丁哲叶舒宪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2期[摘要]本文从有关玉器造型、纹饰、工艺的16条线索入手，对商代玉器的渊源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商代玉器主要受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海岱史前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并阐释了文化因素吸收的原因。

[关键词]商代;玉器;渊源;红山文化[中图分类号]K876.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2-0084-09商代是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期无论在造型、纹饰、工艺，还是在用玉习俗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逸周书·世俘解》载“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

”可见商代用玉之盛。

关于商代玉器的源头，郑振香[1]、王巍[2]、张闻捷[3]、郭静云[4]等学者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

近年来不断积累的新材料，展现出商代玉器更为深广的渊源与传统，对商代玉器研究给予了新的启迪，使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索。

一、商代玉器与史前玉器的比较下面选取涵盖商代玉器主要造型、纹饰、工艺的16条线索与史前玉器进行对比考察，以具体实例说明商代玉器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联。

1.玉鸱鸮商代玉鸱鸮，作挺立或蹲踞状，钩喙闭口，顶或有冠，方耳后展，双翅收拢，粗腿团爪，如殷墟妇好墓993[5]（图一，1）。

史前玉器有关禽鸟题材者较多，良渚文化有玉飞鸟及小鸟纹，山东龙山文化有鹰纹，后石家河文化出现了玉凤、玉鹰，但唯有红山文化存在制作、使用玉鸱鸮之传统。

红山文化诸多写实动物形玉器中，以鸱鸮最为常见，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6]出土者（图一，2），作展翅状，凸眼竖耳，腹下双爪攀附，短尾舒张，翅、尾表面磨出数道阳线，背面钻有隧孔。

红山先民对鸱鸮偏爱之甚，还在鸮形玉牌上有所反映。

鸮形玉牌即所谓的带齿兽面形玉佩，多为扁平长方形，中央有两个圆孔，象征鸮之双目，下侧并列五或三条凸齿，每齿又分两小牙，表示尖喙和利爪，器体四角多有勾卷，代表鸱鸮的羽翼，整体为抽象视角下展翅伸爪的鸱鸮形象，如建平牛河梁N2Z1M27∶2[3]（图一，3）。

纵观玉鸱鸮之沿革，商代作品很可能承袭了红山文化崇鸮的传统，至于其具体的创作则更多融入了时代元素。

2.蜷体玉龙此类玉龙躯体均蜷曲，有的首尾分离若玉玦，亦有首尾衔接如环者，造型颇得红山玉猪龙之余韵①。

玉猪龙，为红山文化之重器，如建平牛河梁N2Z1M4∶2[7]81，团身，两耳呈尖弧状竖起，双目圆瞪，鼻部褶皱（图一，4）。

商代蜷体玉龙可分为圆雕和片雕，尤以圆雕作品与玉猪龙的承继关系更加明确，如殷墟孝民屯M701∶87[8]，圆雕，蜷曲如环，龙首若猪，双目夸大，宽吻前撅，肥耳竖立，各方面酷似红山玉猪龙，仅在纹饰和工艺上体现出商代特征（图一，5）。

相近的商代圆雕蜷体龙还有殷墟妇好墓413、414、435、985、986[5]128-129，殷墟花园庄东地M54∶368、371、450[9]。

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山文化的影响下，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均出现了蜷体玉龙，但这些文化只是单纯继承蜷体造型这一基因，各自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其中凌家滩玉龙躯体扁平有脊纹，崧泽、良渚、后石家河玉龙造型更显简略，而未有像商代圆雕作品这样与红山玉猪龙高度相仿者。

3.玉人商代玉人，主要有蹲踞形和跪坐形两类。

蹲踞形玉人，多为侧视角度，双手捧于胸前，屈膝弯腿，足下多有插榫，上钻一孔，如殷墟妇好墓518[5]155（图一，6）。

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均出现了蹲踞玉人：红山文化如建平牛河梁N16M4∶4[7]407，正面直立，两臂曲肘，十指张开，手掌扶于胸前（图一，7）。

凌家滩文化如含山凌家滩98M29：14[10]，造型与红山文化相类（图一，8）。

良渚文化两例：高淳朝墩头M12[11]出土，站立状，双手置放于腹部，头大身小，腿极短，下体出短榫，上有钻孔;昆山赵陵山M77玉人[11]16出土，侧面，曲腿蹲踞，小腿末端有一孔，头顶高冠与一鸟相连，人鸟之间有一向上攀爬的鼠（图一，9）。

商代作品无论蹲踞的造型，还是双手抚腹、扶胸的动作，以及钻孔的位置均可以看到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的影响，可见其创作广泛汲取了诸多史前文化的养分。

跪坐形玉人，为两膝着地、臀落双足后跟上的坐姿，如殷墟妇好墓371[5]151（圖一，10）。

相较蹲踞形，史前时期的跪坐人形雕塑不甚流行，惟红山文化出现零星跪坐人形器，其可能为商代跪坐玉人可以追溯的渊源所在。

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人形石雕[6]514-515即为跪坐状，双手上捧于胸前（图一，11）。

4.玉鳖、玉龟甲商代玉鳖以殷墟小屯北地F11∶5[8]为例，圆雕，探首瞪眼，伸肢露爪，短尾，圆壳略拱，腹部右上方有对钻隧孔（图二，1）。

玉龟甲以小屯北地F11∶4[8]为例，圆雕，两龟甲并列，甲桥相接，背甲有凸起中脊，脊线两侧为对称的套叠菱形甲纹，腹甲纹与此接近，腹腔中空（图二，2）。

商代玉鳖、玉龟甲在造型风格上具有红山文化遗风，红山玉鳖如阜新胡头沟M1∶6[12]，亦在腹部偏上对钻隧孔（图二，3）。

红山玉龟甲如建平牛河梁N2Z1M21：10[7]102，龟背起三道脊线，中脊两侧铺陈对称的甲纹（图二，4）。

5.玉虎商代玉虎或曲肢匍匐，或伸腿爬行，脊背略陷为圆缓的凹弧形，长尾回卷为一孔，垂首，虎首夸张放大，颈短近无，“臣”字眼或方目，云纹方耳，张口露齿或以孔代口，如滕州前掌大M128∶9[13]（图二，5）。

商代玉虎与后石家河文化应有源流关系，如天门谭家岭W3出土玉虎[14]，在形构轮廓，尤其凹弧的脊背、回卷的长尾上与商代玉虎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图二，6）。

6.玉蝉商代玉蝉之平面为方形或三角形，吻尖凸，大圆眼，头下横亘窄条，双翼作“Y”字形收合，上露胸部，下露尖尾，如滕州前掌大M128∶8[13]414（图二，7）。

此期玉琮、柄形器、玉管表面常有浮雕蝉纹，造型与单体玉蝉相近，但风格较简约，可参考殷墟妇好墓1051[5]116，玉琮四隅各浮雕一只蝉纹。

从整体造型以及口吻、双目、头下窄横条等细节特征来看，后石家河文化玉蝉（如天门肖家屋脊W6：12[15]）当为商代玉蝉之肇始，二者同属于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图二，8）。

7.兽面纹商代的兽面纹在左右上方置卷云形盘角或蘑菇形竖角，两側或有小耳竖起，细眉，“臣”字眼，卷云状宽鼻，主要出现在玉兽首、玉戈、玉钺、玉刀、玉梳、玉韘以及玉石容器之上。

如殷墟妇好墓918[5]143，玉刀两面各饰一组兽面纹图案（图二，9）。

商代兽面纹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传统，如偃师二里头VIM11∶7[16]，镶嵌绿松石铜牌，铜牌正面用大量碎小的绿松石方片镶嵌图案，表现了头顶高冠的熊面，下半部分为熊首，圆鼻，“臣”字眼，宽耳，上半部分为勾卷的高冠（图二，10）。

熊面已和商代兽面形态接近，尤其“臣”字眼，梭形眼眶，眼珠以半球状绿松石表示，显系商代“臣”字眼之发端，但相比二里头目纹的圆润流畅，商代“臣”字眼的线条参差断续，风格更显狞厉。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高冠熊面图案应源自后石家河文化玉兽首。

如天门谭家岭W9出土玉兽首[14]，兽首头顶亦伸出勾卷高冠，是其通天神力的标志，这表现了与高冠熊面相同的母题。

此外，后石家河兽面的结构与二里头熊面相近，耳窝、鼻头的表现方式如出一辙，足见二者之源流（图二，11）。

8.玉柄形器商代的柄形器主要有两种：其一，扁条形，如殷墟妇好墓1294[5]179（图三，1）;其二，鞭形，剖面近正方形，平顶或盝顶，束颈，器身分作多节，由粗渐细，饰凸弦纹、莲瓣纹或蝉纹，如殷墟妇好墓555[5]180（图三，2）;二者末端多出插榫，榫或有孔。

以上两种形制在二里头文化皆已出现，然柄形器之祖形可追溯到后石家河文化。

后石家河柄形器形态较为原始，基本显现出柄首、颈、身和末端的榫头等特征，如天门肖家屋脊W6：29[15]330，扁柱体，方首，器身分四节，向下收细，近榫处又凸出一节，榫作钝尖状（图三，3）。

二里头文化，商代继承了后石家河柄形器的传统，且在器形上向修长发展。

邓淑苹先生认为夏商时期的柄形器由后石家河人首形雕像发展而成[17]，可从之。

那么，后石家河柄形器无疑填补了后石家河人首形玉雕向夏商柄形器演进之缺环。

9.平首玉圭商代平首玉圭以殷墟妇好墓552[5]116为代表，长方形扁平体，顶端平齐，两腰斜直，宽刃微弧，上部居中钻有一孔，孔下饰横向平行弦纹两对，向下有阳线方框，内刻云纹，再下琢五道纵向凸弦纹，两面纹饰相同（图三，4）。

从器形上看，商代作品近追二里头文化玉圭，如偃师二里头ⅢKM1∶3[18]（图三，5）;远溯山东龙山文化，如日照两城镇采集玉圭[19]（图三，6）。

10.玉戈商代的玉戈，可分为早商、晚商两个发展阶段，早商、晚商玉戈一脉相承。

早商玉戈趋于大型化，长度40厘米以上者较多，援表面脊线隐约，无“血槽”或“血槽”不甚明显，如黄陂盘龙城PLZM3：14[20]，长达94厘米，援极狭长，表面平缓（图三，7）。

晚商玉戈向小型化发展，表面多有三脊，“血槽”明显，如殷墟妇好墓444[5]135，通长27.4厘米，中脊直贯前锋，两侧“血槽”显著，横截面呈波浪形，援后部两侧出扉牙（图三，8）。

商代玉戈直接承继了二里头文化既有的成果，如偃师二里头VIKM3：11[18]251与商代玉戈大致相似（图三，9）。

11.玉戚玉戚，即左右两侧雕出扉牙的玉钺、玉斧。

商代玉戚主要有两种形制：其一，“风”形戚，穿孔在上端居中，如殷墟花园庄东地M54∶320[9]187-188（图四，1）;其二，璧形戚，整体依托圆形扁平状玉料雕琢而成，其中不少改制自早期玉璧、环，中孔甚大，如殷墟花园庄东地M54∶315[9]185（图四，2）。

以上两个类型均源自二里头文化，前者如偃师二里头VIIKM7∶2[18]341（图四，3）;后者如二里头VIM11∶5[16]322（图四，4）。

“风”形戚的滥觞还可溯至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①，彼时器体宽扁，两侧扉牙尚未发育凸显，可以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戚为例[21]（图四，5）。

二里头玉戚左右各出两组扉牙，每组有三道尖翘凸齿，表现翘鼻、额凸、竖角的上缘，以暗示潜伏之龙，两组扉牙便为一对相背龙首，此期扉牙精细，立体感较强。

商代扉牙与二里头文化具有明确的因袭关系，仍为相背龙首形，有三齿、两齿之分，但较二里头扉牙钝拙，颇显平面化。

12.玉琮商代遗存出土玉琮的年代较为复杂，需要具体甄别，既有早期玉琮遗留，大多为齐家文化、陶寺文化作品，也有商代加工的玉琮，其中不少为利用早期玉琮改制者，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②。

商代加工玉琮，通常将四面中部磨出宽槽，以使每面左右各凸起一个台阶，相邻两面就构成了独立的三棱柱形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