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西方非理性主义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即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

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是这三个哲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表征。

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及其向反理性主义的演进，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

本章主要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变进行逻辑的分析和揭示。

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与理性主义根本对立的。

现代西方不少哲学家一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转向非理性问题，宣扬非理性主义，形成了较全面和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

一、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西方非理性主义从19世纪初兴起，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

这种社会思潮与传统哲学思想、时代背景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逻辑演变，体现了哲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方向转换和主题转换，深刻揭示了西方现实社会及处于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理状态，当然现代西方哲学家个人对人生的透视和对生活的体验也会融合在这种理论思潮的发展中。

1．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产生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实质上是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危机在哲学上的折射和反映。

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历史和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当时影响颇大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

（1）非理性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非理性主义的普遍确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至此开始，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出现高度激化，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某些人以强凌弱、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使人们对用理性和科学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文明产生了怀疑。

不但如此，人们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状：流血、牺牲、毁灭、无家可归……它使人们看到，社会的表面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同一切人间事物一样，都是建立在空无的基础之上的，以至于欧洲人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一样面对自己。

经济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袭来，特别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不仅削弱了人的理性信念，而且在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形成了非理性主义的认识和心理基础。

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孕育了叔本华的痛苦和悲哀，激起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酒神精神，也迫使萨特走向恐怖和死亡。

（2）非理性主义兴起的自然科学背景到了现代，科学和理性本身发生了危机。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同于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又是在传统的哲学框架内所不能解决的。

反理性主义在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时，对它们进行了歪曲的利用，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理论、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等等。

这些新的科学理论使任何自称发现了绝对的、终极的知识的观念已不可能成立，甚至连数学这门被视为“人类理性的骄傲”的学科，也包含着不能解决的问题。

由于在那些理性科学最可靠的领域中出现了不牢靠感，这就必然会导致人们一直对科学和理性坚定不移的信仰发生动摇和倾斜，从而使传统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折成为现实。

另外，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危机：核战争、环境污染、太空战争等，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

正如美国拉特拉斯大学生物学教授戴维·埃伦费尔德所指出的：人道主义相信人是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人不仅能控制自己的身心，而且也能控制大自然的周围环境。

今天人类要想使自然环境得到保护，使在地球上的人类能过着一种健全的和谐生活，就必须结束人道主义的统治。

这里戴维·埃伦费尔德所说的人道主义实质上是指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主义。

再者，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居住、交通、通讯、办公的现代化，出现了人性异化、人格裂变、人情淡化的现代文明病，这一切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科学万能”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怀疑。

现代社会自然科学发展的事实，为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土壤和客观条件。

（3）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也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有关传统理性主义有很多缺陷：①在认识论中坚持绝对的真理观。

传统理性主义坚信人们凭借着理性之光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他们对达到知识的确定性是深信不疑的，应该说这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又把这种确定性加以绝对化，认为对真理的认识过程可以不受任何客观和主观条件制约。

②在价值观中把价值抽象普遍化。

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前提，就是肯定人性的普遍性。

他们把追求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幸福，视之为人之本性，作为价值导向；同时又强调把个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规范统一起来，把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和谐作为价值理想，这种混杂的价值观念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

非理性主义正是在批判这种普遍的个人主义中合乎逻辑地导向了更为极端的个人主义。

③在历史观中坚持线性进步观。

传统理性主义坚信依靠理性的力量，人类社会会不断地、全面地进步。

在他们看来，科学进步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科学是理性的一项典型的事业，它是不断积累、不断进步的。

科学的发展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科学发展的模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模式。

因此传统理性主义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全面进步的过程。

我们不仅可以依靠科学更好地改造自然，而且可以更好地安排社会。

然而历史的进步事实上不是、也不可能是以直线式的发展为前提的，而是以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表现出来。

因此当人们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以及科学理性面临的冲击，非理性主义就得到了存活的空间和土壤。

就此而言，非理性主义的出现也是人类认识和思维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2．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

随着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陷入困境。

他们既没有勇气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又惧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精神上处于恐惧、焦虑、悲观、绝望的状态。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果尔的存在主义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反映。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烙印。

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上半叶。

这一期间哲学发展异常活跃，原来已经产生的许多流派以新的特点仍在继续流行，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派别，非理性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最典型的流派。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使古典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彻底破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代替了博爱，弱肉强食代替了平等，科技理性主义的片面发展和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消极后果，使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一些哲学家开始用哲学的方式寻找精神家园，在思考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出现了以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法国的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一开始是以心理学理论提出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

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但由于美、苏超级大国的对抗，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更加紧张，人的自然本性受到压抑。

再加上50年代斯大林问题的被披露，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的一系列挫折和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失望和怀疑情绪，甚至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会剥夺个人的自由。

因此50、60年代的反异化、要自由的呼声显得非常强烈。

这些情况都使西方哲学家们感到，必须从分析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入手，对如何消除人的异化，使人的本性得到全面发挥进行研究。

由此产生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出现了由非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的演进。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种反对传统哲学的基础、本体、确定、单一，追求一种破碎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和流浪者式的思维方式的文化哲学观。

它试图消解传统哲学的主客两分和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试图解构传统哲学对确定和终极目标的追求。

在它们看来，任何确定的本体世界是不存在的，不管这本体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同样任何确定的认识方法也不存在，不管是理性方法还是非理性方法，从而也不存在任何终极的哲学目标。

凡是确定、基础、目标的东西都在它的消解之列，包括消解理性因素和理性方法，也包括消解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方法。

如果说西方非理性主义过分地抬高和夸张了主体的非理性方面，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则把非理性主义的流变和不确定的界维方式加以扩大和发展，从而把西方非理性主义推向了后现代的前沿。

就非理性方面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比西方非理性主义走得更远。

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清楚地表明：这一思潮就其实质而言，是现代西方社会多重矛盾和深刻危机在哲学领域的折射和反映。

二、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将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把非理性因素设定为人的本质，并由此推出外部世界的存在；人唯有以直觉方式、自我体验才能达到对意志和生命冲动等的真实存在的把握；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人是在自由选择和创造中实现自己价值的，自由就是人价值的根据。

这些思想观点主要反映在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人学观等方面。

1．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西方非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也即从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意义上，把非理性因素的“意志”、“生命”、“无意识”、“体验”等当作是人及其客观世界的本质和本原，从而把客观世界主体化和人格化。

在非理性主义那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些非理性因素所决定和派生的，都是意志、生命力、人的主观性的体现。

唯意志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是求生存或渴望得到权力的一种欲望，即意志。

叔本华认为人是生存意志。

他从人推物，认为动物、植物、无机物、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生存意志的表现和产物。

尼采在叔本华生存意志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人是权力意志，强调权力意志的重要性。

像叔本华一样，尼采也用权力意志解释一切，他认为从人到动物，从动物到植物乃至无机界，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各自所具有的权力意志的质和量的优劣多少而已。

生命哲学家把生命的冲动和生命力的延续看作人的本质。

柏格森则强调人的本质为生命冲动。

他认为，生命冲动体现为一种前进的运动，其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进化的。

柏格森指出，生命冲动具有创造性，它不是一种机械的、惰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向上、不断创新的力量。

当生命冲动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物质相结合，就产生不同的物质。

当生命冲动的这种特性体现在人身上时，就表现为人的创造性和意志力。

柏格森正是用它来强调人的创造作用，特别是人的意志力的作用。

他明言，生命冲动不是一种实在，而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就像焰火由一个中心散发出来一样，其中心不是一个事物，而只是连续发射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