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击、防范、服务的有机结合：辩证理解蒋熙辉（下文简称“蒋”）：经侦部门是公安机关专门应对经济犯罪的专业警种，受案范围含89个罪名。

伴随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犯罪种类在增加，犯罪手段在不断翻新。

在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修正案中，经济犯罪罪名不断增多。

与经济犯罪相关的刑事部门除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之外，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和审判机关的经济犯罪审判部门也会涉及。

这些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与服务经济发展。

陈兴良（下文简称“陈”）：刑法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最为典型的经济犯罪。

经侦部门作为公安机关应对经济犯罪的主要警种，首要任务是打击经济犯罪，这是前提和基础。

打击与防范要相结合，比如，基于一段时期内某种类型犯罪的高发、易发和多发，提供预警信息，向内部通报时提醒注意犯罪趋势，要求加大打击力度；向公众通报则是希望公众提高警惕，预防犯罪侵害。

比如，近年来经侦部门对传销犯罪、假币犯罪、假发票犯罪和假冒伪劣犯罪等的打防结合。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都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从长远和宏观看三者是统一的，但局部意义上，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与服务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紧张和冲突。

蒋：我以为，这种紧张与冲突是一个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经济犯罪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评价会存在时空差异。

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一般被认为是违法犯罪，但在某些欠发达地方，涉案企业可能是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打击经济犯罪会遇到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冲突的问题。

陈：这里涉及到经侦部门如何认识打击经济犯罪与地方经济工作关系问题。

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经侦部门对经济犯罪必须依法予以打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处理上可能会遇到一定障碍。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成功转型、全社会守法意识的增强，这种局面会有所好转。

经侦部门可以通过打击经济犯罪，营造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供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建议，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及时的信息，并予以正确引导。

这应当视为经侦部门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一。

比如，通过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打击来保护品牌经营，鼓励合法有序竞争。

这是经侦部门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体现。

蒋：从刑罚功能来看，打击经济犯罪是为实现刑罚报应功能，而防范经济犯罪是刑罚特别预防和一经济犯罪·经济刑法纵横谈陈兴良1，蒋熙辉2（1.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2.江西警察学院，江西南昌330100）摘要：打击经济犯罪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维护市场经济的内生秩序。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第一要尊重经济规律；第二要慎用刑事手段。

经济犯罪中可能存在多个数额，必须根据立法规定的数额来定罪量刑。

经营性犯罪一般规定经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数额，是因为经营数额直接反映经济规模，它直接体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和影响。

经济犯罪配置刑罚趋于轻缓，死刑逐渐退场，更多地配置财产刑，这是犯罪与刑罚同质报应的要求，也是刑罚实现预防功能的需要。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刑法；犯罪数额；刑事政策中图分类号：D924.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2031（2013）04－0008－05收稿日期：2013－07－20作者简介：陈兴良（1957-），男，浙江义乌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刑法学研究；蒋熙辉（1975-），男，湖南衡阳人，江西警察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研究。

2013年7月江西警察学院学报Jul.2013第4期总第168期JOURNAL OF JIANGXI POLICE INSTITUTENo.4Sum.1688··般预防功能的实现。

服务经济发展则要从刑事政策或社会政策的视野来分析，好的刑事政策就是好的社会政策。

在经济犯罪控制上，好的刑事政策是符合经济犯罪控制规律、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陈：司法实践中，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打击预防经济犯罪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一个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领导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违反经济规律、法治方式处理经济犯罪问题，最终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地方的科学发展。

二、“中国经济升级版”与经济犯罪刑事立法陈：最近中国政府提出打造经济的升级版，关键在于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

归结起来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当前最为紧迫的是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

经济犯罪，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打击经济犯罪是对被破坏的经济生活的介入和干预，目的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刑事干预必须要有限度，限度在哪？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维护市场经济的内生秩序。

因此，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必须服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有利于激发改革创新的活力，有利于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

蒋：十八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好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因此，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关键点。

我特别同意您刚才提到的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规定不能窒息改革创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形象地说是在“松绑”———从体制机制上释放经济活力。

但总体上说，松绑力度还不够。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

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

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市场经济有自身边界，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有自己的限度。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介入。

如果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会影响到规则的公平。

政府要有为，但不能越位、错位更不能不在位。

这是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改革的方向。

陈：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而政府失灵，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秩序是内生的，市场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自我修复功能。

法律的功能是维护内生的市场秩序，这一秩序是市场自身产生的符合经济规律的秩序，法律需要的是维护而不是外在创设一种秩序。

打击经济犯罪是为维护内生的市场经济秩序，故不能过多干预经济生活。

市场经济鼓励创新，创新行为有对有错，有成功有失败，法律尤其是刑法介入经济生活要谨慎，要持宽容态度，不能过多过早干预。

总的精神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比如，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

有的研究发现，我国民间资本存量已经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我国GDP增长一定意义上要感谢民间资本的拉动和贡献。

对于类似民间借贷等新出现的金融创新行为，监管要到位但不能反应过度，应当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引导。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定要注意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认识和处理经济犯罪问题。

经侦部门作为执法部门，更要把握经济运行规律与经济犯罪规律，要有改革思维和法治思维。

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我同意您的观点，刑法介入经济生活必要，但介入程度与如何介入则需要细加分析。

如您提到的民间借贷，有观点就提出要“开前门堵后门杀邪门”的对策：开前门，是要规范、引导正当合法的行为；堵后门，是要加强监管堵住非法吸储、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行为；杀邪门，是加大打击力度，对高利贷、洗钱等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取缔。

执法部门在具体界分上会遇到一定困难，尤其面对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型，形态方式不断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时期，主要是借钱应急，后金融危机时期，则主要是借钱放贷。

当前，民间借贷正在由“小、散、乱”状态向规模化、规范化和阳光化转型。

民营金融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生力军。

小额借贷、第三方理财、民间借贷连锁、金融超市、网络借贷等不断涌现，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正在形成。

陈：只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予以取缔和禁止的，则倾向于采取行政手段。

如果经济创新不成，就认定为犯罪，势必会阻碍创新，窒息经济活力。

在市场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上，要秉持宽容态度，要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尊重罪刑法定。

刑法是保障法，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刑事制裁是9··最后手段。

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存在不同，财产犯罪罪与非罪之间界限明确，社会危害性容易判定，而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容易判定。

对于介于罪与非罪的行为，如果从刑法谦抑的视角，不一定要认定为犯罪，不一定要逮捕羁押，不一定要判处实刑，更不一定要判处重刑。

通过公权力的高效率来维护经济生活的超稳定，不利于激发市场的活力与效率，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慎用刑事手段是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个原则。

蒋：让我们归结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两条原则：第一要尊重经济规律；第二要慎用刑事手段。

司法实践中，惩治经济犯罪单一打击思维往往成为一种惯性。

打击思维必须与法治思维和证据思维相结合。

公安机关既要查找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单一打击思维具体表现在非法经营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泛化适用。

一是非法经营罪的适用。

非法经营罪脱胎于19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增设该罪即有“堵漏”之意，除列举条款之外专设堵截条款，而司法实践中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多援引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堵截条款。

作为金融“掮客”居间承兑汇票赚取中介费、制造仿真枪、无证从事生猪屠宰等都先后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

这也是非法经营罪后来为理论界广为争议并指为“小口袋罪”的原因。

二是合同诈骗罪的适用。

究竟是合同纠纷、合同诈欺，还是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行为，抑或是合同诈骗，立法列举四种方式，最后也采取“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予以兜底。

法有限而情无穷。

这是我国刑法广为采用兜底条款的基本立论。

比如，公司保管员发现库存货物缺失，考虑到按照公司规定货物缺失应由保管员个人负责赔偿，于是通过铁路运输制造货物被盗假象，由铁路部门赔偿而使自己免责。

犯罪嫌疑人先到铁路部门办理运输货物手续，并与铁路部门达成保价运输协议，约定货物保价金额。

先期多报货物数量，装载完毕后偷偷破坏铅封制造被盗假象，然后按照规定向铁路部门申报理赔。

法院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

陈：你提到的两个问题都是经济刑法适用的疑难问题。

以非法经营罪的堵截条款为例，主要涉及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比如，个人参与经营票据承兑业务，按照一定比例赚取中介费，数额甚至上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