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论文—从中国城市发展谈发展“中国的许多城市是由国家财力建设起来的，不靠工商业者的资金。
甚至某些城市的人口也有相当数目是政府强力从他处调迁过来的。
例如：秦始皇迁天下富豪12万人至咸阳；汉武帝也聚天下富户于长安附近之陵县，以至长陵、茂陵、鄢陵变成了巨大城市；北魏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百工技巧10万余口，以充京师；明太祖从苏州、湖州张士诚旧土移徙富户45000家至新建之首都南京。
其中南京之事例尤为突出。
明太祖去世不数年，发生靖难之变，阎王赶走明惠帝，取得皇位，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带走了以工匠为主的27000户南京居民，使得南京城内顿时户口减半，而南京附郭首县的上元县由176图并为44坊。
这些都是欧洲城市发展史上见不到的兴衰变化之事例。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
人类从分散的个体穴居，形成聚落这种群体生活的方式；再由聚落这种群体生活的方式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功能分区的区域。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农业的出现形成了固定的居民点。
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社会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阶层，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
城市正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而产生的。
这时城市真正出现了具体的分区，城与市的概念被明确的表现了出来。
“城”是一种防御性的构筑物；“市”是交换的场所，因此城市的出现应该具有商品经济以及防御功能的双重特征。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中独树一帜。
中国的古代城市特征因与西方城市的特征不符，而被判定为没有城市。
其实，中国在石器时代便出现了城市的基本框架，而《周礼考工记》更是给出了城市的区位结构。
因为这些，从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如长安、北京、南京、开封等等。
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
他们通常都有城墙或加上外郭保护，城内有政府的行政机关。
这一系统的最高层是京师，其中有供电及有关的衙门，以下则是各省级、府级、州县级的治所。
这一系统城市的政治意义很强烈，它们是全国性的行政网点，另一系统则是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它们大多数不是政府主动设置的，而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
不过，一旦发展达到规模，政府就正是在这些集聚点上设市或镇，并派官管理治安与行政。
为了区别这两个系统，前者我们称之为城郡；后者我们称之为市镇。
两个系统的综合，称为城市。
市镇通常没有城墙，足以显示其政治军事的功能不大。
除了少数例外，市镇的规模多小于城郡。
与城市对比的区域是乡村。
城市有着属于自己的功能性，即政治行政机关的场所和商业和手工业的场所。
而乡村属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领地。
这里保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农作物。
而当每个朝代或时代出现的时候，都有自己时代的侧重点。
当商业和手工业别重视并高度发达的时期，人口会出现向城市移动的趋势，人们逐渐成为了城市的人口，乡村的土地被逐渐变成了城市进行商品交易和发展政治功能的场所，这是便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古代便出现过城市化的进程，而当南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城市化水平的巅峰。
这与当时朝代开明的政治倾向是分不开的。
一般而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不外是受下列几类因素所推动：（一）政治因素，成事实全国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或是行政官署所在地，作为行政网点。
（二）军事要冲，必须派兵镇守，久而形成都市。
（三）交通要津，如两河教会之处及优良海港。
也有非天然形势造成者，如运河沿岸之城市或近代铁路交通线上之城市。
（四）工商业之发展，这其中尤以工业对于城市化的推动力为最强。
现代化的工业要追求外延经济，有向一两处集中的趋势。
例如英国19世纪的纺织业中心，美国20世纪的钢铁业中心及汽车工业中心。
同种工业集中时，技术工人市场及原料市场就会随之发展起来，提供重要的外延经济。
不论是哪种推动力，在大城市形成后，人口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次级行业，如修理业、各种服务业、娱乐场所、文化事业、金融组织等。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制约。
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量来供养。
农业部门的余量率决定全国能有多大比重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城市规模能扩展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的离谱的余量供应圈内取得两市。
第二，城乡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
由此可见，推动力的强弱与制约因素的存在共同决定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现象的话，那么这背后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的则是其独特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能断言这就是根源的话。
中国城市发展在不断变化中前进着，又衰退了，但一以贯之的是这一进程中处处可见的政治设计的烙印：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是独特的政治制度之投影。
城市化的政治设计基调肇始于周代分封制，早期的城市只是周朝统治者为实施殖民统治所划定的武装殖民集团聚居点。
这也使得中国的城市一开始在意涵和功用上就更倾向于“城”而非“市”，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定位来讲，中国的城市先天上就存在功能上的“偏科”。
因此新型市镇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中国城市功能上的不全，是制度空间以外社会安排上的一种自发调整。
这种城市发展顺应政治需求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中国政治中央集权逐渐加深的过程中。
汉朝时皇权与相权分立，当时的宰相作为政治领袖负责政治上一切实际责任，而皇帝则作为国家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
汉朝地方政府仅设郡县两级，因此中央政府也并没有显得特别高高在上。
因此有“汉朝吏治，永世称美”之说。
进入唐朝，则渐入中央集权，不仅地方官的人用权归中央所有，到最后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检察权的观察使反而成了最高地方长官。
再从宋朝宰相与军权的分离；到明朝废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中国的中央集权一步步发展到顶峰。
整个古代城市化就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如何有利于实现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控制，消除政治上军事上的潜在威胁则成了统治者选择都城时第一位的考虑。
所以，即使北京无险可守，无粮可用，也还是被明朝统治者坚定地选为都城，即使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困难。
不能不承认，无论城市发展状况如何，作为一种实际结果，它仅仅是政治设计的副产品。
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另外一套政治上的逻辑，中国的城市发展可能走的就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了。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近现代被明显的与古代分割开来，除了近代战争的洗礼和国外思想的入侵，更多的是中国人对待自然和对待城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以北京为例。
北京是如今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
除了政治性的首都之外，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都明显的代表了当下中国。
北京被历史贴上了种种的标签，而这些正代表着中国。
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都说明着北京正逐渐走向世界。
然而，当我们看到北京经济和城市建筑飞速发展的同时，有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已经出现，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走现在的路。
北京的旧城如今几乎荡然无存，破旧立新的态度成为了如今的主导。
北京为奥运会而骄傲，也为庞大的奥运场馆而骄傲。
然而关于北京城市的宣传片，最打动人的依然是金碧辉煌的古建筑，以及苍翠绿树下生机盎然的胡同生活；那些摩天楼、立交桥充其量只是证明“别人有的我也有”罢了，但城市最吸引人的，依然是它独有的个性。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灵魂所在、让本地人热爱又吸引游客的，依然是随着历史积淀下来的城市风貌、城市肌理，以及发生在其中的生活。
可是如今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原本大片的历史风貌区拆得只剩几座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曲高和寡，旧城区原有的韵味不再。
站在景山顶上向东望去，只有一道杂乱的天际线，那些摩天楼并不激动人心。
只有转头看见的故宫琉璃瓦，以及那些小小的灰色屋顶，让我觉得我在北京。
只有它们是不可复制、推倒后无法重来的。
那是一种生活，城市本该是生活的容器。
经济的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在中国经济日益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的建设同样被经济基础而决定着。
然而，中国传统的城市并没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如今的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所。
各种形状，各种材质的建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造起来。
我们的中国如今已被经济的进步冲昏了头脑，60年的中国发展翻天覆地的辉煌，但也掩盖不了付出巨大代价的事实，而且是不可弥补的。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沿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的道路继续前进。
如今中国的城市依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们从原来的老师，逐渐成为了其它国家的低端模仿者。
那些模仿外国城市的中国城市已经变成了四不像城市。
像纽约？像伦敦？像巴黎？却又谁都不像。
我们的城市在政府的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之下，被人民指责已久。
就当下中国而言，对于地方官员来讲，一座城市已经不是生活的场所，而只是作为其向上升迁的一个工具。
而生活在城市里的老百姓，才是和城市有着一生的联系，有着世世代代的深厚感情的群体。
但是，又如何把城市的建设和保护决策权交予所有的老百姓呢？城市规划本来就是一项科学和艺术的工作，无论谁来承担，都会背负风险，记过都很难说尽善尽美。
过去不好的建筑，今天可能全世界都会为之喝彩，然而今天好的城市规划也只代表今天，明天怎么说，就留给历史去评价吧！所以，城市的发展，很难评论，只能真诚的面对。
一座城的前世已经注定，今生更是要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向往城市的发展，但是更向往城市向更好地方向发展。
我们的城市的主体是人，是真正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
城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的需要，而如今中国城市的发展同样需要人的需求进行。
我们已经抛弃了传统，难道还要抛弃人性吗？“北京大规模的拆，拆得都没有了底气。
”也许多少年后，中国的城市会变成另外一个景象，我们了解的是其改变路上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