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为迟到找借口哈里·贝地每个办公室总有那么几个人习惯上班迟到。

管理者该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环境里的这一问题呢？文化背景不同，时间观念也大不相同，作为老板，应持何种态度，是忍气吞声还是采取惩罚措施呢？专家告诉我们，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不同的。

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人更多地生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而亚洲人却更多地生活在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亚洲人尽力避免成为时间的神经质的奴隶。

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是永恒中的匆匆一瞬。

他们喜欢旅游所带来的那种“失重”感，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紧急任务。

对许多亚洲人来说，生活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幸福绝对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喜欢按部就班，不愿来去匆匆。

静观季节的变化、儿女的成长也不认为是在虚度光阴。

西方人相信幸福就在不远的前方。

多花点时间，多费点金钱，多下点工夫就能达到。

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就靠时间紧迫的日程安排和最后期限而生存。

但是学究们深思熟虑悟出的这一见解又是如何与上班守时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的呢？是否我们应该从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得出结论，一些雇员上班拖拖拉拉就是合情合理的？还是说这意味着一个管理者应该忽略守时这一工作守则呢？表面上看来，管理者会不得不对一些文化群体比对另一些文化群体在守时方面更宽容一些，但是这在城市文明中是站不住脚的，它将使人相信此种文化的时间观念比西方的时间观念逊色这一学术论调。

这便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遵守时间和对时间的哲学观。

一个人认为时间是以百年来度量的，并非以秒来计算，这与他每天能够按时到办公室上班并无关系。

没有哪一个亚洲雇员会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文化背景方面的借口。

他可能会寻找一些更现代化的借口，如交通堵塞、表慢了以及停车麻烦等。

这些措辞与西方办公室人员所用的藉口并无区别。

为什么在亚洲经常以这些借口迟到可以被接受，而在西方这样一个人却被认为是不可依靠、不可信赖的呢？问题可能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会生活中，对于那些让我们在市区约会的地点等候半小时的亲友们，我们往往比较宽容。

我们不会认为他们不把我们的友谊和亲情当回事儿。

我们也不会认为他们失礼。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容许他们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可是，如何对待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迟到者却是个人问题。

而在现代商业领域，我们不容许有这种灵活性。

如果一个人偶尔一次上班迟到，谁也不会在意。

遵守时间不应成为一时的风尚。

而在一个办公环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纪律约束的氛围来使人们遵守时间。

即使那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也会规定哪些时间雇员必须在办公室，否则就无法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

一些公司可能会主动改变他们的上下班时间，以使雇员能够避开交通高峰期。

但那并不是说就不再需要守时。

一般来说，迟到这一问题只和少数雇员有关。

管理者应该试图通过劝告——必要的话可反复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坏习惯。

这并非易事，而且有时还颇需要些耐心。

但是，我们也应摆脱那种认为期望别人守时就是不能容忍某种文化的迂腐观点。

这种陈词滥调应当立即摒弃。

如果来自好名声的自豪感可使家人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好名声的威力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夏季的一天，为了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农庄，父亲让我去买金属丝和建栅栏用的材料。

那时我16岁，最喜欢的事莫过于驾驶我们的雪佛兰牌小皮卡车去做事。

可是这次我却打不起精神来，因为爸爸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我不得不去商店赊欠购物。

16岁是傲慢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施舍。

1976年的时候，可恶的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存在。

我曾见过我的朋友想通过赊欠购物，当俨然以恩人自居而傲慢的店主问到他们是否能按时偿还时，他们低下了头，无精打采地站在那儿。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黑人青年每次走进杂货店时，都会被店员象盯小偷一样盯着。

我的家人都很本分，总能及时偿还债务。

可是庄稼收获之前，现金总是短缺。

店主能信任我们吗？在戴维斯兄弟的百货店里，培克戴维斯站在收款机后面。

他正跟一个中年农场主说话。

培克个子高高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红色打猎衫和卡其布牛仔裤。

当我去往五金制品销售区从培克身旁走过时，我朝他点了点头。

当我把要买的东西放在收款台上时，小心翼翼地说：“这些东西我得先赊帐。

”那个农场主以一种调侃、讥讽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培克的神情始终没变。

“没问题”，他爽快地说，“你父亲信誉很好，总能按时偿还”，他转身对另外那个人说，“这是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

”那个农场主朝我友好地点了点头。

顿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这三言两语为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打开了一扇大门。

就在那天，我发现好名声能产生巨大价值的精神财富。

父母亲获得的好名声使邻居对我们家充满了敬意，每个人都知道威廉斯家的人具有怎样的品质：体面本分，信守诺言，自尊自重，不做坏事。

我们孩子们------八个兄弟、两个姐妹------都能享有那个不应该享有的好名声，除非我们做了什么事毁掉它。

损害这个好名声意味着受损害的不仅是破坏它的人，还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

我们彼此息息相关。

好名声和由此带来的责任感，促使我们这些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

我们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一直按照好公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了非常好的公民。

在渴望让人尊重的愿望的激励下，我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

最终，它给了我动力，使我能够在华盛顿（即哥伦比亚特区）成功地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

在听说克林•鲍威尔陆军上将声称美国需要在街坊邻居间重建羞耻感的时候，我想到了好名声的威力。

他说得对。

若以好名声为荣，能让家庭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吸毒、酗酒、盗窃，让年轻女子未婚先孕----今天，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像它原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尴尬。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新生儿的妈妈均属未婚。

许多这样的婴儿将在无安全感、无庇护的环境下成长。

而这种安全感和庇护正是具有爱心的父母所应负的责任。

，一旦一个家庭的社会束缚和彼此义务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瓦解了。

政客们也许鼓吹犯罪率下降了，但是从1960年人口仅以40%的比率增长时，美国的暴力犯罪却增长了5.5倍，但是我们已习惯了这一切。

青少年吸毒的数量再次增长，没有哪一个街区幸免。

在南卡罗来纳一个镇子里，警察从12所中学里抓了73名小额交易毒品的学生，其中一些恰恰发生在教室里。

文化影响，诸如电视和电影，经常推崇的是一个极端暴力的世界。

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不被珍惜。

同时，象征文明的小标语牌和蕴涵文明的互相尊重的行为从学校、商店、街道渐渐消失。

诸如“是的，夫人”，“不，先生”，“谢谢”，“请”等象征尊重自我、尊重他人的礼貌用语也消失了。

然而，受电视上、音乐里亵渎语言的鼓动，一些孩子对挑衅性粗俗的语言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

今天的许多孩子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了羞耻感。

他们出生在名声不好的家庭里，对如何维护好名声毫不在乎。

今天，当我回到家，受到了尊重，只因为由父亲相传、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共同维护到今天的好名声。

像培克•戴维斯这样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我的成功，这是家庭的好名声为我今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维护好名声不仅会受外人尊重，而且那些最熟悉你的人也会对你充满信心。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按他一贯的做法，父亲担心母亲胜过担心自己的病情。

他想减轻母亲在家里看着他死去时的悲伤，于是他来到我这儿。

那时，我居住和工作在华盛顿，当父亲从南卡罗来那州来到这儿时，我把他送到一家附近的医院。

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床前陪他。

我们都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当他不是痛得不能讲话时，他问的都是家里的事。

他想确认一下他是否已经履行了他应承担的责任。

最后一天，父亲临终时，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父亲从未富足也未显赫过，可是在他临终时，他送给我最后一份礼物：他坚信我就是他所希望成就的男子汉，凭着对我会照顾他到最后一刻的信念，他给我的不仅是爱，还有他对我的自豪和信任。

毕竟，我是詹姆斯•威廉姆的儿子-----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威廉姆-----一个正直诚信的威廉姆Unit 6中国饮食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食物这样真切实在，或者说那么彻底地为个人接纳吸收。

一个人可能在听音乐，但是音乐可以从一只耳朵进去再从另一只耳朵出来；一个人可以在听讲座或别人的谈话时胡思乱想些其它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专心料理生意而他的心思和兴趣另有所属……。

而在吃饭就餐时，一个人几乎不可能长时间地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

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进入身体并成为身体一部分的东西保持绝对的无动于衷呢？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决定自己体力以及最终决定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及幸福安康的东西一直无动于衷呢？——肯尼斯·卢这是一个中国人要问的简单问题，但是西方人可能感到难以回答。

在西方，许多人是美食家，而一些则是贪吃者。

但是在他们中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似乎对进入他们胃里的东西并不在意，也不认为食物会最终对他们的品性产生影响。

他们可能会问，吃个汉堡堡或喝点可口可乐，对你成为一个圣人还是一个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他们来说，食物纯粹就是一种燃料。

然而，肯尼斯·卢却表达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的中国化的观点。

这一观点源自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例如说到食物的重要性，伦敦餐馆经理付东引用了一位如同孔子（中国人称这位古代圣人为孔夫子）一样权威人士的话。

这位圣人说：“食物是第一需要（人以食为天）。

”付东又补充说：“食物对国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需要事先考虑，需要精心焖煮，还要肯花时间享受最后的美味佳肴。

”卢发现西方人走进餐馆，通常要点一张好桌子，也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别人，别人也可看到你的好位子。

他们去那里的目的通常只是为了社交娱乐——顺便吃点东西。

而中国人则不同。

走进餐馆后，他们要一个有普通墙壁相隔的小房间，在这里，除了自己人，别人是看不到的。

他们可以脱掉上衣，开始这一严肃认真的事情——吃饭，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目的。

中国人的意图即是高尚的，又是全心全意的，即“吃要认真、正式”。

尽管在对待饮食的态度上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但是毫无疑问，西方人已经开始承认中国烹饪的与众不同。

事实上，可以公正地断言，中国饮食是当今唯一真正国际化的饮食。

它无处不在。

装饰着龙及精美风景画的餐馆——经营各种异国风味的美食如糖醋鸡、绍兴汤、烧酒和锅贴（北方风味），还有清蒸茄子——已经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香港到火奴鲁鲁，从霍博肯又到哈德斯菲尔德。

这是怎么回事呢？确实，在十九世纪，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北美做些为美国修建铁路之类的事时，一种中国食物便进入到了北美。

他们定居于西部海岸或靠近西部海岸的地方。

在那里各种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炒杂烩馆”发展起来，经营的都是些档次比较低的中国菜肴。

在美国，这些餐馆的标准在稳步提高，可卢却认为促使这种食物在西方世界推广开来的关键的因素是（前）英殖民地香港的人口压力，特别是1950年以后，许多家庭因此移民到世界各地，靠开餐馆赚钱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