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4）复习题体”。

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博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2、前七子：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发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

前七子主要活动在弘治、正德期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

在文学上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为复古，实是求真，以性情为主的格调论，“真诗在民间”等。

面对文坛萎若卑冗的格局，他们以复古自命，所谓“凡古俗而变流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达到变革的目的，这是钱七子文学复古的实质所在。

前七子多拟古之作，也重视时政题材，具有较强的危机感和批判意识，同时注意从民间汲取题材，反映社会下层庶民的生活，但他们过多注重古人诗文法度格调，影响作家情感自由发挥。

3、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指汤显祖创作的四部戏剧，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其中以《牡丹亭》最为著名。

纵观“临川四梦”，从题材内容上看，《紫钗记》和《牡丹亭》属于儿女风清戏，《南柯记》和《邯郸记》属于官场现形戏或政治问题戏，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汤显祖毕生心血凝成的人生之梦，其艺术造诣之高，对人生处境之探索之深，对角色内心刻画之细，可说在中国昆剧传统中无人可比。

（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传奇有《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作者戏剧创作的全貌，其中又均与梦有关，故而合称“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是作者以戏剧形式表现出自己对人性、人生极其意义的思考。

汤显祖所重的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情”，二是“矫情”。

“临川四梦”中的前二梦写的上男女青年的爱情，表现“真情”的力量；后二梦则写士人仕途生涯和宦海沉浮，意在劝戒世人超越对“矫情”的贪恋。

《牡丹亭》是“临川四梦”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一部传奇。

）4、神魔小说：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了编著神怪小说的热潮，这批神怪小说，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指导下。

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代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

其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制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面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

5、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其中袁宏道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主要人物，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次之，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

公安派提出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主张，并力挢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在作品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作品也多畅舒襟怀之作，感情色彩浓厚，艺术风格清新洒脱，轻逸自由，但公安派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

6、竟陵派：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重大影响，锺、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受过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但也注重创造，推崇“各呈其奇”“互穷其变”，总体上追求一种幽静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但他们力图将文学引入“幽情单绪”、“孤行静寂”的境界，将创作引入奇僻险怪、孤俏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和袒露自我的勇气，显示了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7、江左三大家：指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孽，因他们都是江左人而得名，三人文学成就不同，钱谦益和吴伟业文学成就较高，龚鼎孽次之。

钱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他力排前七子的“世尊盛唐而文学秦汉”，转移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

是从明诗到清诗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其诗作转益多师。

诗风接近晚唐和宋诗，技巧成熟。

吴伟业。

作诗取法盛唐及元、白诸家，早期作品风格绮丽，后期作品则激荡苍凉，多写明清之际时事和民生疾苦之作。

龚鼎孽，其诗声词婉丽，有苍凉之音。

8、虞山派：受钱谦益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在清初诗坛与云间派、娄东派鼎足而三，影响很大，主要成员有冯抒、冯班等人，这个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冯班曾师从钱谦益，反对前七子、竟陵，揭露严羽以禅喻诗之谬。

他的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婉而多讽。

他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声名震动。

9、钱王代兴：王士祯，号阮亭，别号鱼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受家庭熏陶，自幼能作诗，并有诗名。

顺治十六年选为扬州推官，其诗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的称赞，并希望他代己而起，主持风雅，即“钱王代兴”。

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祯成为一代正宗，他论诗以神韵为宗，指出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10、梅村体：清初诗坛，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创作在七言歌行，在继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特色的“梅村体”，风行一时。

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在叙事诗里开出新境界。

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

它以人物命运沉浮为主线，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

11、才子佳人小说：清初各类小说中，数量最多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的婚恋小说由来已久唐代元稹的《鸳鸯传》以后，传奇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都不少见，旨趣是不同的。

清初一时出现许多本这类小说，蔚为大宗，内容基本一致，是从晚明小说话本发展而来，篇幅增长，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迥然不同，成为清初小说的一大类型，对后市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代表作家天花藏主人张匀，槜（醉）里烟水散人徐震。

12、清人张潮为什么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答：首先，《金瓶梅》的悲剧意义在于表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统治阶级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而日暮途穷；其次，《金瓶梅》的悲剧意义在于写到了穷人们度日如年，卖儿鬻女，过着“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的悲惨生活；再次，《金瓶梅》的悲剧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及其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得到真正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腐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最后，《金瓶梅》的悲剧意义也在于客观的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腐朽的当然走向灭亡，新兴的也同样前途渺茫。

整个《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哀，感到窒息。

13、简答晚明小品文的创作特色。

答：第一，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趋于生活化、个性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情趣，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第二，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一些描写自然美景与反映赏玩情怀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更趋雅致、自然；第三，生活化、个性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含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耐人寻味。

第四，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鉴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

14、简答对龚自珍诗歌的认识。

答：龚自珍是首开近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与散文一样，紧紧围绕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

诗人以深邃的史识为诗，私下“盛世”的面纱，把清王朝统治的腐朽落寞形势，清晰地揭示给世人，特别具有警世、醒世和惊世的力量。

诗人的拔俗特立，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孤立无援的，他的不少抒怀诗，充满奇才忧国伤时而不容于世的压抑感、孤寂感。

龚自珍的诗有批判、呼唤、期待，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直至辞官南归，还唱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动人诗句。

龚自珍的诗歌与散文一样富有开创性，他的诗基本不出旧体范围，但也吸收前人的营养，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主要围绕社会政治，倾向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含义深远，富裕概括力，又多出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

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魂，盘踞肝肠深”，其诗多用象征影喻，想象奇特，文辞瑰玮，接受庄子与屈原的影响较大，然而其中贯穿一种诗人独有的凌厉彪悍之气。

15、简析林冲人物形象在《水浒传》和《宝剑记》中的不同。

答：《水浒传》和《宝剑记》中有着共同的人物形象——林冲，但二者的性格在两书中截然不同，最显著的便是主动的反抗与被动的反抗。

《水浒传》中，林冲的性格具有流动性和层次性。

在身为80万禁军教头时，在高衙内调戏她的娘子时，心中尽管愤愤不平，但怕得罪上司，便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当发配沧州时，仍抱有幻想，希望能挣扎回去“重见天日”；面对恶势力的步步进逼，他处处忍让，逆来顺受；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时，才使他爆出心中的愤怒，手刃仇人，奔上梁山，完成了性格由软弱到刚烈的转变。

《宝剑记》中的林冲基本上是一个主动出击的英雄，与《水浒传》中被动反抗相反。

剧作中的他一再上本参奏童贯、高俅祸国殃民的罪过，被贬降职后，仍不改忧国忧民的脾气，再度上本揭露高俅等奸党的种种腐败行为。

虽然好心的黄门官劝他就此罢休，但不怕死、不惧奸的林冲已然身怀救四海苍生于水火的热切心肠，要求面见圣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其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

剧本将高、童权奸的陷害和高衙内对林冲娘子的调戏放到林冲上本之后，而不是像小说中把调戏林冲娘子作为矛盾冲突的起点和根源，这就强化了忠奸斗争的力度，突出了林冲嫉恶如仇、正直不苟的人格精神。

该剧中也曾写到过林冲的犹豫与迟疑，这使他艺术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16、简析《三国演义》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不仅善于叙事，而且长于写人。

它塑造了任务形象的显著特点，即是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谋略超人的诸葛亮、浑身是胆的赵云、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