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
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
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
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
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
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
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
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
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
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
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
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
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
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域故也。
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
今世之後，更有來世。
其間倘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于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于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歲次甲戌六月三日陳寅恪謹序.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
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
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
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
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
“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
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應該如此。
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
我對胡適也罵過。
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誌。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
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
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
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
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
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
兩難。
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
去北京則有此兩難。
動也有困難。
自己的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
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國維詩。
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
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
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
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