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文学第一节汉代的辞赋赋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结合，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是在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体制。
一、赋体的形成、兴盛及变化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盛极一时。
后世常把赋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专称为“汉赋”。
作为一种文体，赋早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就产生了。
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是荀子。
《汉书·艺文志》记有荀子赋十篇，现流传下来的有五篇，即在今本《荀子》中《赋篇》里的《礼》《知》《云》《蚕》《针》。
此五篇赋以通俗的“隐语”铺写五种事物，以咏物为说理，实成为汉赋的直接渊源。
旧传宋玉也有赋作，但今之流传者，疑是后人之伪托。
1993年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有一篇重要作品《神乌傅（赋）》，全篇约有664字，作于西汉后期，作者是一位受儒学熏陶很深的下层知识分子。
《神乌傅（赋）》的发现，为赋起源于民间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参看沈颂今著《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243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铺陈写物。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这是对“诗六义”中赋的表现手法的解释。
赋、敷、铺可通假。
《诗经》中的“赋”，指不假比兴、直接表现事物的时空状态的艺术手法。
《诠赋》篇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这两段话说明：一、赋，溯其渊源，是诗歌的衍变。
“受命于诗人”，因《诗六义》中有赋，一般认为，赋在《诗经》中并不是文体，是一种表现手法，但赋体与“六义”之“赋”有关，由“赋”转化而来。
二、赋又与楚辞有关，受楚辞的影响很大。
从楚辞开始，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词藻来发挥想象倾诉感情，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形式。
赋作者正是利用这种文体来表达自己对当时现实的态度。
我们看西汉初年的“骚体赋”，确与楚辞相当接近。
赋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如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等，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刘勰正是看到了赋与楚辞的这种关系。
《汉书·艺文志》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这是说明它与乐诗的区别，它不像先秦的《诗经》那样可以入乐。
它不入乐，可以朗诵。
所以它又接近于散文。
可以说赋是一种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的文学体裁。
刘勰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这时流行的是“骚体赋”，形式上模拟楚辞，追随楚辞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之感慨。
代表作家有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第二时期是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是所谓散体大赋时期，汉代散体大赋达于鼎盛。
《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一共有九百多篇，作者六十余人，大多是这一时期的。
这一时期，随着西汉进入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好大喜功，奢侈腐化，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以铺张扬厉、歌功颂德为主的大赋作品大量产生。
这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需要，借以宣传汉帝国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如《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王褒是西汉著名赋家，王褒等人侍从汉宣帝游猎，所到宫馆，都要作赋歌颂一番。
还有的文士，更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如司马相如），因此也推动了大赋的形成。
枚乘《七发》是标志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其后有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刘安、杨雄，东汉有班固、张衡等。
散体大赋的特点是：离开了社会现实生活，以铺写宫廷建筑、宫殿苑囿、田猎巡狩、声色犬马为主，粉饰太平，点缀贵族生活；内容上在辞赋末尾常加上一些所谓讽喻劝戒的话，其作用往往是“劝百而讽一”。
在形式上进一步散体化，改变了楚辞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
大赋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文字堆砌，以铺张为能事，词句华丽艰深，过去对它的评价颇多争议。
其实汉代大赋自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已为众多赋学研究者所公认。
第三个时期是东汉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内外矛盾，部分文人从歌颂升平转而为讥时讽世。
同时，散体大赋的僵化的写作形式，也逐渐为人所厌倦，因此，以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其特点是篇章短小，语言较精练，思想感情较充实。
代表作家有张衡、蔡邑、赵壹、祢衡等人。
二、西汉著名赋家及其作品1、贾谊贾谊（前200―前168年）是西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少以博学能文闻名于郡中。
文帝时贾谊被荐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年仅二十余岁。
不到一年，又擢为太中大夫。
因才高遭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文帝七年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太傅。
后因怀王坠马而死，悲悼自责，不久去世。
贾谊作品现存仅《吊屈原赋》与《鵩鸟赋》两篇，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品。
作者赴长沙王太傅途中，路过屈原投江所在，自伤一生遭遇与屈原相似，遂作《吊屈原赋》。
司马迁作《屈原贾生列传》，把屈原和贾谊合为一传，正是有感于二人的生平遭际有共同之处。
《吊屈原赋》中对屈原的处境和遭遇表示愤慨和悼惜，用许多比喻来比拟被谗害者的命运，譬喻说完，文章就嘎然而止，具有很深的感染力。
《吊屈原赋》名为哀吊屈原，实为吊自己，为抒发自己的情怀，倾吐内心的郁闷。
赋的开头说：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
侧闻屈原兮。
自沈汨罗。
造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枚乘贾谊接下来，作者对社会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贤者居下位、小人得志猖狂的现状作了尽情的描述：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
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
斡弃周鼎，宝康瓠兮。
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
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这是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作者在对屈原表示深深的同情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遇的愤慨。
他认为，节操高洁，才能超凡，不为社会所容，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
但他不赞成屈原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未能“自引远去”，才终遭不幸。
贾谊主张“远浊世而自藏”，以此保全自己，这才符合“圣人之神德”。
在这篇赋中，贾谊的情绪是哀怨、激切和愤慨的。
《吊屈原赋》堪称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
《鵩鸟赋》写于他寄居长沙的三年之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
楚人命曰服（猫头鹰）。
贾生既已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文中假托与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排遣。
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
所以，《鵩鸟赋》是一篇愤郁不平的咏怀之作。
《鵩鸟赋》在构思上颇为别致。
它采用了人禽问答体，借鸟回答方式，抒写了作者心中的积愫，表述了一种所谓人生祸福无常，应该“知命不忧”的思想。
从他的自命“达观”的思想来看，显然是受老庄的消极思想的影响。
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包蕴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牢骚不平。
《诗经·国风·豳风》中有一首禽言体诗《鸱鸮》，全诗以母鸟的口气，诉说被猫头鹰抓走小鸟，仍艰苦筑巢，抵御外辱。
《鵩鸟赋》的构思，或许受到《鸱鸮》的启发。
《吊屈原赋》是典型的骚体赋，由此可以了解汉初骚体赋的体制。
《鵩鸟赋》不同，采用问答体。
从两方面来一问一答，其语句比较散体化，更接近汉代辞赋体的形式。
这个变化要注意。
艺术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作品的内容不是铺陈写物而主要是发议论、述哲理。
但却用一些巧妙的比喻使他所发的议论、哲理形象化，又用反问、感叹的语气来增加作品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是语凝字炼，音节鲜明。
2、枚乘枚乘（？―前140年），字叔，活动时期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濞郎中，上书谏阻吴王谋反，不听，遂投奔梁孝王。
汉武帝即位，欲以安车蒲轮征召，因年老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9篇，现只存《七发》、《忘忧馆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后两篇疑为伪作，只《七发》较可靠。
《七发》假托吴客与太子的问答。
通过对楚太子病症的叙述和分析，吴客认为太子的病是由于贪《七发》欲过度、享乐无时、荒淫糜烂的生活所造成的；认为不是一般的“药石”所能医治，要靠“博见强识”的人，经常给太子以有益的启发和提醒，使太子改变原来的生活和欲望，才有治好的希望。
文中借吴客之口，叙说了启发太子的七件事：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狩猎、观涛和听有学识的人讲论天下是非之理。
讲到最后一件事，太子“据几而起”，出了一身透汗，豁然病除。
赋表面上是为楚太子治病，实际上要指出太子患的是精神病。
赋不直说，而采取步步深入、层层说开的笔法，因此很含蓄。
这篇赋，据《文选》李善注，此赋一说是为谏梁孝王而作，一说是为谏吴王濞的。
其实作品的用意，是在劝说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摆脱腐朽糜烂的生活，振作精神，关心一些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有关的事情。
《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但又不像后来的大赋那样堆叠奇僻词汇，读起来比较平易，有不少片段有较高的技巧，如写音乐，写狩猎和观涛等，都很生动。
且看写观涛的一段：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
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
其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络绎。
顒顒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
这一段，用各种比况描写浪涛之状，的确是奇观满目，音声盈耳，使人精神震荡，如临其境。
《七发》在辞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两汉大赋形成的标志。
《七发》全篇韵散结合，还有虚构夸张，细致的叙事和精细的描绘。
这是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它在内容上它已呈现出叙事写物、铺张扬厉的特征，在形式上改变楚辞句式中多用虚词的样式，在美学上体现了对崇高壮美的追求。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一、“述客主以首引”，此后遂成汉大赋之定式。
即主客答问形式，成为汉大赋一种定型。
二是以“七”立题，成为一个专体，称为“七”、“七体”、“七林”，后世仿作者层出不穷，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
3、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字长卿，成都人，青少年时，好读书，又学击剑。
他初入仕途时，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随从天子狩猎，但这并不符合他的志向。
后客游梁，成为梁孝王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在梁孝王时，司马相如与邹阳、枚乘同游，写了《子虚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