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文化转型的表征和动因
所谓“文化转型”，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之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家以降之旧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
”唐宋之间的改朝换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唐朝是中世的结束，而宋朝则是近代的开始，两个朝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由唐入宋的演变深刻揭示了文化转型的动因。
一、表征
(一)在体裁形式上的创新
印刷术的发明在文学史上掀起了一次媒介革命，彻底改变了文学作品在创作、传播、阅读和鉴赏等环节上的渠道与方式。
就文学批评而言，评点方式的出现与印刷术密切相关。
评点学家们凭借着印刷术的技术手段与选本的传播载体, 诗文评点从宋代起成为文学批评的全新体裁。
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则是小说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重大变迁。
印刷术促使白话小说在宋代大量涌现，当时这样先进的技术支持使得白话小说这一文体传诸后世。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在书法领域帖学的兴起成为宋代书法的一大特点。
雕版印刷的发明本身受拓印碑石的启发, 而印刷术的普及反过来对墨拓碑帖的广为流传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印染工艺也别有洞天。
据《嘉定县志》, 南宋嘉泰中, 当地出产的蓝印
花布, 有“山水楼台人物花果鸟兽诸象”, 而蓝印工艺借鉴的就是雕版印刷的原理。
市民文艺的勃然兴起, 可以说是唐宋变革期在文学艺术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为了满足市民阶层在精神层面的各种诉求，词就应运而生。
教坊乐工与梨园艺人因中唐变乱而流散民间, 把宫廷教坊曲带向市井, 使之成为词调的主要源头, 他们自己则构成了早期词创作的生力军。
中晚唐时, 出現了一种专以歌舞筵席娱宾遣兴为职业的酒令歌妓, 买唱的市民与卖唱的歌妓对新词的需求与时俱进。
词作为文学新体裁成为了最受欢迎的韵文体裁之一。
（二）在作者受众上的变化
文学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 其作者群体与受众群体的变化, 足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动。
就文学而言，诗、词、文是宋代的主流文体，士大夫取代唐代以前的贵族充任了最主要的创作群体, 将文章用于官场政事与重要社交等场合, 政事文章之余可以作诗, 作诗之余还可填词。
词作者的平民化倾向并不仅指士大夫, 至少还包括三个阶层: 一是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二是流落演艺圈的歌妓艺人, 三是更为下层的民众。
词作者群体与演出群体的开放与下移, 折射出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
就文学艺术的受众群体而言, 平民化倾向更为凸显。
主要表现为下层平民在进入这一时期后, 完全可以与非贵族化的官僚、地主、士大夫共同成为相对平等的主体, 享受文学艺术带给他们的精神娱乐。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城市的繁荣与勃兴, 已经形成一个包容度相当
宽松的市民群体, 作为文学艺术的共同受众。
在唐宋词的受众中，既有官宦士大夫，也有许多下层民众。
说唱文艺要到中唐开俗讲或说变文, 听众才扩大至一般民众。
及至宋代, 听说话更不拘身份, 不论老少, 凡市井中人都一视同仁。
戏曲曲艺, 乃至歌舞的受众同样贵贱不分、来者不拒。
进入宋代以后, 虽仍有路歧人在街头举行开放式表演, 但瓦子勾栏作为固定的演出场所, 已遍及中小城镇, 观众群体也愈加市民化与平民化, 甚至还有偶入城市的乡民。
受众群体的平民化倾向成为了唐宋文化转型的另一主要表征。
（三）在核心精神上的嬗变
核心精神在文化模式中是最具决定力的价值系统。
与中唐以前迥然不同, 以新儒学为中心的宋学成为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的精神核心,也深刻浸润了文学艺术的诸多层面。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所畏惧、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绝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
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生可以被嘲笑，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
唐文化还以博大的胸襟吸取外域文化，长安是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了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
由此可见，唐文化的开放性氛围。
所谓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说，其实质就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
就诗学而言，理学精神建立了“以理为主”的批判标准；“诗法意识”的自觉成熟，阻碍了诗歌创作；“以文为诗”成为宋代的大观；诗人热衷于对创作的经验、方法与规律进行理论探索,诗论著述空前繁荣。
理性主义对宋词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宋词总体呈现出“以文为词”的艺术特征。
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浸润两人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
二、动因
（一）内在动因
时代心境是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的根源。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必然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时代心境的客观写照。
唐宋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明显转型，时代心境也显著变异。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
同时，它也是我国封建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朝代。
唐代对各族文化，各种思想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恢弘气象。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现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
然而受“安史之乱”的影响中唐以后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开始显现。
及至宋代，民旅本位文化日益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
益加源。
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北宋时期的“正统论”等思想都拒绝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渗透。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和本位文化思想。
另一方面，由于国力强盛，唐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追求外在物象的气势磅礴，唐人主张将个人的功名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渴求以自我的力量推动社会的事业，在投身社会的同时升华自我人生。
唐代普遍的昂扬奋发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使唐文化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敢热烈的时代气质。
而两宋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整个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自信心不断减弱，禅宗之风盛行。
禅宗的要求是摒弃外在形象，忘我忘物，凝神静思，以求得心理宁静式的自我解脱。
因此，宋人收回了对外搜寻、期盼的目光，转为对内心的反省、调控；人生理想也从建功立业转向内在充实。
封闭、内倾性的宋型文化逐步形成。
（二）外在动因
唐朝建立之后，国家制定了削弱世族的政策，个人的家族束缚就逐渐消解了。
唐太宗时期按照当前的居官品第来确定姓氏的等级，到武则天时，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世族之势渐衰。
世族为主体的文化是个人的外部自由与家族的内部稳定相统一的。
因为家族约束力的削弱，民风渐渐发生转变，百姓们往往离开原来居住的地域而四处迁移。
家族的约束力与吸引力大减，家族文化逐
渐解体，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
唐代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政权稳定的程度，“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从此拉开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反映到文化上来，则是国家对文化的发展失去了控制力。
原来具有控制力的家族在此时已失去作用，作为承载文化发展的个体，在面对国家衰落之时实际上也对国家失去了向往。
控制国家舆论导向的文人们违背“大一统”的诉求，转而对割据的统治者歌功颂德。
唐代文化的瓦解使得其文化模式必须改变。
于是宋人针对世族消亡的事实和个人活动能力的膨胀，他们企图激发个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希望实现内心深处的“自律”而不是国家和家族的“他律”，直至形成完备的程朱理学体系。
从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走进了以具备“自律”能力的个人为主体的轨道。
唐宋文化转型实际上是社会大转型的表现，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一些海外学者才提出了“唐宋变革说”，即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