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坛2003年第5期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王　洪　军内容提要: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

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

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

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

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

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关键词:武则天;中宗;睿宗;宗教政策;佛先道后;僧道并行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5-0071-07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即由唐初三帝的“道先佛后”而一度变为“佛先道后”。

这一政策的变化前后有一个过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紧密相连。

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己酉,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

诏书宣读后的当天晚上,高宗李治便死于东都的贞观殿。

这也足以说明当时高宗为何将宣诏地点由“则天门”改在“贞观殿”前的原因所在。

高宗去世之后,唐王朝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撇开朝廷外面的军事与经济困难不谈,仅就当时政局能否稳定、能否平稳地完成新旧过渡,已是摆在朝廷面前的一大危机。

太子李显在京师留守时(永淳元年四月至二年八月),其表现就令掌权者大失所望。

史书记载:“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

太子不仅不听,反而甚为不悦。

为此高宗与武皇后召太子赴东都,以便对其进行教育。

但太子却迟迟不愿上路,在此情况下,高宗又于永淳二年(683)七月四日,“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

”[1]卷203,高宗皇帝永淳二年八月条直到同年的十月,太子才到达东都。

在此有两点颇引人注意:一是太子为何迟迟不愿前往东都面见父皇与母后?令人怀疑太子李显是否曾抗命不愿赴东都;二是太子赴东都,又安排唐昌王李重福为留守,并以老臣刘仁轨为副,太子是否出了什么问题?而此时又恰是高宗病情严重时期,当他们发现太子在京师留守期间行为不端,更感到事态的严重,因今后唐王朝的命脉就掌握在此人之手。

把太子召到东都,大有以观究竟的意味。

但此时高宗已病入膏肓,再做重新安排已为时晚矣。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年十一月,高宗再次下诏,令太子监国,同时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东宫平章事,以加强对太子的辅佐,算是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

即位后的中宗李显,一上台便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任用其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为此与朝中大臣裴炎发生争执,裴炎固争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17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

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礻韦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冒力,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

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1]卷203,则天皇后光宅元年正月条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改元文明。

而睿宗李旦在这种情况下登基,并没有事先的准备与训练,所以政事取决于皇太后,使睿宗居于别殿。

当时朝中的政治形势把皇太后推到了政治前台,已没有什么退路,由此武太后临朝称制。

临朝称制的武太后,很快调整充实朝中宰相班子,又分别对李上金、李素节等诸王进行徙封,以稳定宗室诸王人心,她以一位女政治家特有的政治嗅觉,果断地处理了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因高宗去世而带来的政治波动。

文明元年(684)九月六日,武太后改元光宅,改旗帜颜色、官署名称与官员服色,以向人们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即“圣衷独断”的武则天时代,史称“则天朝”。

为这个新时代,武太后写下了《唐享昊天乐》组诗十二首。

第九首唱道:“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

庙略静边荒,天兵曜神武。

有截资先化,无为遵旧矩。

祯符降昊穹,大业光寰宇。

”[2]卷5《享昊天乐章》此时的武太后还是以“无为遵旧规”为旗号,这在她的《改元光宅赦文》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对于高祖、太宗、高宗的功绩大加赞扬;且说:“玄元者,皇室之源,韫道德而无为,冠灵仙而不测。

业光众妙,仁覃庶品,岂使宝允见御宸居,先母竟无尊位。

可上尊号曰先天太后,宜于老君庙所,敬立尊像,以申诚荐。

”[3](P995)可见此时武太后的“尊道”虽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对于高祖以来的“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改变。

即便如此,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武太后以一个女子临朝称制,这不能不引起朝野上下的纷纷议论和一些大臣的反对。

正在武太后为这个新时代大唱赞歌的时候,却发生了“扬州叛乱”。

由此以来也就把武太后推到政治的前台而毫无退路。

扬州叛乱平息以后,武太后改元垂拱,意取《尚书・武成》篇中的“垂拱而天下治”。

但事情并不像武太后所想象的那样,她可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垂拱二年(686)正月,太后下诏退位,“复政于皇帝”。

睿宗深知母后之意,奉表固辞。

武太后之所以此时提出“退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当初她临朝称制是受高宗皇帝的顾托。

当初她给刘仁轨曾经有个解释:“皇帝谅　,眇身且代亲政”,至此高宗已故去三年,睿宗就是服丧也已期满,所以,她要实现自己当初所说的“且代”的诺言。

二是她要以此来堵塞议论者之口,不给他们以口实。

三是她要以此来试探诸位大臣的态度。

真可谓是一石三鸟,手段高明。

她的这一做法并没有堵住众人之口,流言蜚语仍然不少。

为此,武太后在朝堂外设铜匦,任酷吏,诛杀异己,威慑群臣,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且收到一定的成效。

但身处权力顶峰的武太后却始终是“名实”不符,且成为臣僚议论的口实。

就连太后亲自提拔的宰臣刘礻韦之也曾提出:太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的想法。

而解决名实不符的唯一办法,只有改变目前武太后所处的“名位”问题,即由“临朝称制”改为“女皇登基”。

这又谈何容易!对此武太后的侄子武承嗣心领神会,指使手下在一块白色石头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然后埋入地下等待人们去发现它。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派雍州人康同泰奉表上之,太后得到“瑞石”心中大喜,并借此大做文章。

命其石为“宝图”,并在南郊举行盛大的告天仪式,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自称陛下。

[1],则天后垂拱四年表明它既是“圣母”,又是“神皇”,在临朝称制的太后与皇帝之间架设起一座神奇的桥梁。

武太后的这些作为不能不引起李唐宗室的密切关注。

正当武太后“圣母神皇”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宗室诸王已看透了这位武太后“潜谋革命”、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

于是,垂拱四年27(688),诸王相互串通,于八月二十五日,越王李贞起兵叛乱。

参加此次叛乱的有韩王李元嘉、琅邪王李冲、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江都王李绪、东莞郡公李融、范阳王李蔼等人。

虽然诸王叛乱前后仅仅持续了十七天就被镇压下去,但对武太后则是一个极大震惊。

事后穷治越王党羽,“缘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

”[4](P2887)刚上任的豫州刺史狄仁杰为之谏止,“特敕原之,配流丰州。

”[4](P2887)相继两场叛乱的平息,武太后再一次向世人显示了她的政治力量。

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典,庆贺明堂的建成和自己的胜利。

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旗帜是鲜明的。

它向世人昭示“女皇”已临万民;“永昌帝业”,是一个政治纲领,也是一个政治策略。

即便如此,仍引出人们的纷纷议论与李唐诸王的武装反抗。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哪有女人做过皇帝,就是汉朝吕后临朝听政,就已经被后人骂了几个世纪,更何况女人做皇帝!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的信条是“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一贯视女人为祸水。

面对宗室诸王的武装反抗和大臣的不满,是可以举起手中的利剑来解决,而面对人们心灵深处的这种信念,却无处下手。

武太后虽然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机会为自己做皇帝大造舆论,但仅仅依靠这些小动作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寻找更有力的合法依据。

这个合法的依据到哪儿去寻找呢?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三大思想体系,即儒、释、道。

就儒而言,从其祖师那儿就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道”而言,它又是李唐王室的“祖先”,也不行;只有向释家去讨教了。

更何况武太后自少年时代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此外,自垂拱年间就有一个神秘人物经常出入宫中,他就是那位披着袈裟外衣的假和尚白马寺主持薛怀义。

对于武太后的苦衷他是心知肚明,于是,他便联络了东魏国寺僧法明等人,依据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大方等大云经》(又名《大方等无想经》),撰写了所谓的《大云经》四卷。

经中“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释氏以人世为“阎浮提”)主,唐氏合微。

”[4](P4742)意思是说:武太后当取代李唐而做女皇帝。

此经撰写出来之后,于天授元年(690)七月,由僧法明“上表之”。

对此武太后如获至宝,立即“制颁于天下”。

[1]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并组织一班人马对《大云经》进行注疏。

注疏者采取先节录几句佛经原文,然后广征博引一些谶言和铭语,为武太后登基大造舆论。

如《大云经疏》残卷所载:“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凋疏,风吹几欲到,赖逢鹦鹉扶。

”“陇头一丛李”,指的是李唐王朝;“枝叶欲凋疏”,的确到此时李唐宗室的“枝叶”已被吹落的所剩无几,这颗大树几欲倾倒,多亏遇到了“鹉”太后给予扶持。

又引《广武铭》云:“三六年少唱唐唐。

”注曰:“三六者十八也,十八子者李也,此显皇家姓氏也。

唐者圣朝国号也。

‘次第还歌武媚娘’者:此明三圣之后,即神皇临驭天下也。

”诸如此类,皆是为武太后登基大造舆论。

因而不再一一列举。

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太后在众臣的拥戴下,登上则天门楼,下制:“以唐为周”,改元天授,大赦天下。

九月十二日,上尊号“圣神皇帝”,以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

武太后登基之后,连下两道圣旨,以对在“武周革命”与“惟新”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佛教大加褒赏。

一是在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制曰:“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

”[5]卷48《议释教下》总度僧千人。

二是于天授二年(691)四月,所下的《释教在道法上制》。

在此诏令中,武则天明确说明:“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

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训人;　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宜叶随时之义,以申自我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