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全书共三卷十八篇，三国魏刘邵所作，南北朝时西凉刘炳曾为之作注。

书中讲述的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颇具借鉴价值。

曾国藩不吝置之案头，朝夕研磨。

如果说《论语》为处世之书，《孙子兵法》为战伐之书，《韩非子》为统治之书，那么《人物志》即可当之而无愧为识人之书。

刘邵，字孔才，中国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字孔才。

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

约生于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卒于魏正始(240—249)年间。

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历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魏朝之后，曾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

后曾受爵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

刘邵学问详博，通览群书，曾经执经讲学。

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

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

魏废帝时，专事执经讲学。

刘劭对于古代的法律制度比较熟悉，魏明帝时和陈群制定《新律》18篇，又著《律略论》；景初(237—239)受诏作《都官考课》72条，另外尚有《法论》、《乐论》等著作，但多已散失，现仅存《人物志》，还有若干散篇收入《全三国文》中所著《人物志》，讨论封建社会人才选拔问题，以为人“禀阳阴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从人之形质，可观察其才性。

对人性、才能和形质等分析甚详，反映汉末魏初在用人制度方面之趋势，开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著《人物志》，探讨了人才选拔的标准原则问题。

他还用道家的无名解释儒家的中庸，表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

他的思想是汉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东汉末年，因社会变乱，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出现了儒、道、名、法竞起与合流的趋势。

魏初，继承了汉末评论人物的习尚，又受到曹操好法术、重刑典的影响，因而评论人品均重视综核名实。

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

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

所谓“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质，展现于具体生命的型态，有各种不同的情态或姿态，可以品鉴。

这种品鉴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

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

《人物志》形成于黄初一青龙之际，是为了配合选举制度改革而作，保留了有关曹魏九品中正制草创时期的宝贵信息。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中和型人才系统，反映了在黄老道家“因循”政治哲学指导下，曹魏前期官方人才思想与选举政策从“赏功能”到“重德行”的变化趋势。

《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及“徵辟”，两者都需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所垄断，名不副实。

汉末大乱，群雄争起，积极网罗人才，魏朝后采取“九品中正制”，透过州、郡大小中正品评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择用。

刘邵是第二代建安名士中的曹丕太子党成员，作为魏明帝的近臣，参与了太和—景初之际压制“浮华分子”(早期正始名士)的活动。

因此三国魏晋以来，才性品鉴与拔选人才，极受关注。

锺会总结此一时期对才性的争论，作《四本论》，归结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观点。

刘邵《人物志》则为此一争论的重要论述。

自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信，以明为似之难保。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卷上九徵第一体别第二流业第三才理第四卷中才能第五利害地六接识第七英雄第八八观第九卷下七谬第十效难第十一释争第十二刘邵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

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

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

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邵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种。

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邵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

刘邵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淡无味，是为圣人。

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淡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

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

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

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对于甄别人才，刘邵进而提出八观、五视等途径。

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覆察识。

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序言部分总述刘邵写作《人物志》的现实动机和思想依据。

首先，说明人物才性鉴定的重要性。

认为“知人”是圣贤聪明智慧的显著标志和最为可贵的品质。

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性情，才能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从而做到“众材得真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序中举了尧、舜、商汤、文王等贤明君主的成功事例以说明这一旨趣。

其次，表示要效法圣人，著作此书，排列人材等第。

主张观察一个人的所安所由，以知道他的真正为人。

这本书最有贡献的是提出了系统的评价人物的方法，这就是“九征”与“八观”。

作者的人才观一开始就明白地说出来了：“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所以，他的观点基本是重视先天的。

《体别》一章中说：“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他认为，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因此，“材成而随之以失”，也就是说，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恕”，他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所谓“信者逆信，诈者逆诈”，因此，“学不入道，恕不周物”。

这种观念把人看成由秉赋决定的，也不涉及自我修养的问题，这是这本书的缺陷。

但是，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从政治上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着重的只是人才的识别、任用，因此，它的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

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根据这九种特征，就把人分为：中庸、德行、偏材、依似、间杂的级别，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就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十二流业”。

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另一部分内容就是讲识别人的过程的，既讲方法，这就是《接识》、《八观》，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确地判断人，也讲了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七缪》、《效难》。

实际上，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

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材理》篇中说：“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因此又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这就是“六构”。

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释争》。

实际上，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能够“释争”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这正是作者看人的最重要的标准：“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

刘邵的思想绝不只是刑名之学，他这本书实际上是糅合了儒、道、名、法各家学说。

品鉴人物，论其所宜，综核名实，考校功绩，这是名法家的精神。

而刘邵在这本书中最推崇“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具备中庸至德，因而能够知人善任、治平天下的人，比如他说：“凡人之质素，中和最贵”，“中庸之德，以达为节”，又论述臣主异德，臣任其事，主总其功，“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又有道家的影响。

但是总体上看，刘邵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这不但在这本书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释争》作为全书的总结，其中说：“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又说：“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的。

所以，刘邵这本书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气。

一、刘劭认为，世界上的事理很多，精通这些事理的行家也很多，但认真分析归纳起来，则“理有四部，明有四家”。

他在《人物志》中指出：“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这就是说，关于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道之理”；关于立法建制和理顺纠纷的学问，就是“事之理”；关于礼仪教导的讲究，就是“义之理”；关于人物情趣的关键，就是“情之理”。

那么“四家”为“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理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这就是说，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平和淡雅，思想能够琢磨深奥的问题，可以通达自然的规律，就是“道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警觉明彻，权断和谋略能够机智敏捷，可以治理烦乱之事和不速之客，就是“事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和顺平稳，能够谈论礼教，辨别得失，就是“义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机智通达，善于推知他人情意，并能适其变化，就是“情理之家”。

刘劭上述关于“四理”和“四理之家”的论述，虽然粗疏和肤浅一些，但我国古代对于社会科学及其行家的大范畴，进行如此明确的分科研究，打破了“大一统”的理论概念，闪耀出哲学、法学、伦理、心理等四科分立的光辉思想，这在思想发展史上，应当说是一个重要发现。

对于种国古代心理思想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刘劭不仅提出“情之理”和“情理之家”的概念，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获得了许多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