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和戏剧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的租界沦陷为“孤岛”。

“孤岛”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当时电影生产的复杂性,形成了以商业电影为主流,曲折隐晦地表达爱国热情的特点当时孤岛租界内的人口急剧增加。

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影片公司也为了获得商业利润,孤岛时期的电影活动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成为当时电影出品最多的地区。

在约4年时间内,孤岛的20多个制片公司共生产了约250部故事影片。

这时期“孤岛”地区先后出现了神怪片、古装片和时装片,这些影片继承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质。

当然,这股商业潮流并未一味地投机赚钱,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其潜藏于表面之下的爱国热情。

1939年《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出现,为我们重新审视“孤岛”电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这部影片借古喻今,用史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被阿英称之为“抗战以来上海最好的影片”。

在《木兰从军》的影响下,孤岛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古装片,披着古人的外衣讲述现代的故事。

同时一部分时装片在保证商业利润的前提下,也表现了现实的黑暗,引导人们激发起批判现实的勇气,被称作“带刺的玫瑰”。

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完全沦陷后,日伪势力在上海成立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

沦陷区的电影是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

但历史事实自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对一些影片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一些艺术家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撤出上海,在中国电影史上形成了上海-武汉-重庆和上海-香港两条脉络。

1937年底,武汉成为当时的抗战军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出版《抗战电影》月刊,并开展了“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

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要制片基地是政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

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沦陷前,中制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等三部故事片和《华北是我们的》等50多部新闻记录片。

武汉沦陷后,中电(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制迁到重庆。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重庆时期的电影又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

“皖南事变”之前,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电影运动比较繁荣,出现《塞外风云》、《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一批优秀的抗战影片。

如《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以4个小短片,描绘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倍受欺凌,转而觉醒,并终于挺身抗战的过程,是一部重要的抗战影片。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加紧对大后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同时也由于战时电影器材和胶片短缺,造成三年内没有拍摄出一部故事片。

然而此时话剧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们抗战的热情和信心,抨击了反动文化逆流。

而在重庆后期,又出现了《气壮山河》和《还我故乡》等抗战影片,表达了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不畏牺牲的精神。

西北影业公司(属第二战区司令部)成立于1935年5月,迁移到成都后生产了《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等反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影片。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大后方一共生产了21部故事片多部新闻纪录片大多出自于政府的制片厂。

“八·一三”事件后,上海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来到了香港,与香港一些爱国人士合作,开始拍摄进步的粤语片,如《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等,爱国主题非常鲜明。

在1939年之后,出于商业原因,香港的电影业又回到战前的状态,商业片盛行一时。

皖南事变后,夏衍等人来到香港,为香港的电影事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创作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影片,使抗战的精神再次有力地影响了香港的电影文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电影活动终止,结束了战争时期的南中国电影的历史。

1938年9月,在苏联电影界和荷兰电影家伊文思的热心帮助下,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来习称“延安电影团”),开始了人民电影的艰难创业工作。

延安电影团先后设立摄影队和放映队。

摄影队以简陋的设备深入抗战前线和后方,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大型记录片以及《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等新闻片和新闻素材,反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生活,为历史留下了鲜活的珍贵档案。

根据地的电影
活动规模很小,并不是抗战时期电影的主要部分,也没有生产故事片。

但正是这股不起眼的潮流,日后形成了延安传统,并发展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主流,对新中国以后的电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