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摘要】:文章将首先对”当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行时间范围的划分。

当代的中国翻译可分为三个方向，作者将对三个方向的不同的翻译主张，以及主要代表学派的理论来源和翻译实践进行客观描述和总结。

最后根据该陈述，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翻译艺术; 翻译理论; 语言学; 中国翻译特色
引言
根据陈福康（1992）的分类，中国翻译研究理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

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从董秋斯到许渊冲和王佐良，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各翻译大家的主张也是数不胜数。

作者将该文章的范围缩小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第四次翻译高峰的来临。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首先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的新纪元，“这个时期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研究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涌现了一批新的翻译学研究者，国外新的翻译理论也纷纷介绍进来。

”其次，最近几十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现在的翻译工作及教学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们的以后的翻译实践有着现实意义。

因此，作者将该阶段设为文章的描述对象，同时将此阶段的各个主张分成三种倾向，即传统翻译艺术倾向，西方翻译科学倾向和中西合璧倾向。

以下将从各个倾向中选取代表性的倡导者及主要观点进行描述并进行客观分析。

一、传统翻译艺术倾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主要出发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翻译研究。

其中，许渊冲先生应算最有建树，持该观点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

他主张“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

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反以诗词，却出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

”基于此理论，提出了“优势竞赛论”。

他认为：“把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

因为稀饭文字比较接近，一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

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此外，他还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几位翻译家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主张，如鲁迅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由此他用十个字归对中国的学派议论进行了概括，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

”并在自己的文章《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最后补充道：“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1991年在《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学科：出色的翻译是创造的艺术。

可见奈达也有科学派转向艺术派了。

”
此外，坚持这一方向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大都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等基本的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选取几位进行描述。

常树枫在1981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４期上发表《是“信”，还是“信”、“达”、“雅”？》，指出严复提出这三个字后，早在二三十年代“雅”字就发生了语义转化，变成了“风采”的同义词。

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标准只能有一个“信”字，而其中也包括“达”、“雅”。

可见，持有这一观点或倾向的学者大都受老一代翻译人的影响，如严复、鲁迅、钱钟书等，他们大都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艺术和技巧，追求的是“形”与“神”的完美。

他们论述问题或表达观点时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和典型的翻译案例出发，而很少甚至根本不借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

二、西方翻译科学倾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看到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和科学的贫乏，他们正在探索一种西方科学的翻译道路。

正如王东风所说：“我们已经意识到，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夜郎自大意识，还有文革期间的闭关锁国、已长时间地割断了中西方的学术交流，而西方各国之间的频繁文流，早已使他们在科学技术领域方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

于是，我们已学会找出自己的差距，解决自己的问题，找到自己前进的目标。

”单单就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翻译这一层面来看，较早涉及该领域的包括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等学者，较近的有黄国文、赵美芳、萧立明等人。

但就学习并应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的深度和侧重点来说，前者研究与后者相比有一定局限性，但其侧重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知识为我所用，进行中西结合，所以这一派将在下一小节进行论述。

而后者，研究西方语言学及翻译理论较为深入，并完全用西方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和教学，所以属于后者的一派学者们为本节讨论的对象。

黄国文和张美芳是两位翻译理论的专家，他们认为“翻译工作者验研究翻译语言，掌握翻译的基本结构，明白语言如何在实际中运作，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才可以系统的、有效的进行描写研究。

描写研究分支是翻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分支．．．．．．”
三、中西结合倾向
代表人物主要有：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等，他们走的是一条中西结合或说西方科学为中国翻译所用的居中的道路。

谭载喜倡导把西方语言学和由语言学指导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引入中国的倡导者之一。

他的主要贡献是把奈达的当时先进的翻译理论引进中国，其最早的一本专著是《奈达论翻译》。

刘宓庆认为“要建立中国的翻译学，建设有汉语参与的翻译理论，首先要提高对翻译理论的职能认识，在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才能在研究上有所作为，在研究水平上有所突破，建立起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

”此外，杨自俭在曾收录于张柏然、许均的《面向21世纪译学研究》一文中也是直接分析了“结合”二字的意义和具体的中西结合的方法。

四、结论
综合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理论研究正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不断的成熟。

只有这三种观点的综合才能算上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

在我们以后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中，我们清楚认识以上各种理论，应用它们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

参考文献
[1] 黄国文，张美芳.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A]. 杨自俭．译学新探[C].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353-372.
[2] 常谢枫. 是“信”，还是“信”、“达”、“雅”[J]. 《外语与外语研究》，19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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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柏然, 许钧. 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4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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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4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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