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首先众所周知的翻译三次高潮大多只注重单纯的翻译活动，而之后逐渐的开始翻译理论的研究，但这些理论的研究也是单纯的止于经验，并没与形成良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比如严复的“信、达、雅”也并没有从语言学的高度说明翻译问题的本质。

其后受严复影响的许多探索翻译理论的研究的翻译家如林语堂、傅雷、钱钟书对于理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即对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比较来实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翻译活动。

直到90年代才开始逐渐的脱离语言分析层面，慢慢的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翻译而有了全方位的研究，既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去研究翻译理论。

什么叫做意识形态上的翻译研究？意识形态从广义上来讲既翻译行为背后的一切思想观念保罗政治、哲学、艺术、审美、宗教等等。

这里可以引用王东风对于佛经翻译和对严复翻译活动的描写和分析中的一句话“在翻译最高准则忠智商还有一只在无形之中操纵翻译行的手，那就是意识形态”。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能只从两种语言入手而抛开译者的本身，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译者本身而是民族文化建构的参与者。

针对译者主体，2004年国内翻译界也重点的讨论了“女性主义”，打破性别的歧视，并对女权主义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和消极的“忠实，对等”原则，把翻译看作是具有文化建构意义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介入和协调，以重塑妇女形象。

90年代在翻译研究上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学派：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等学派，并对翻译的
标准、定义有了更多的讨论，但是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翻译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谢天振所讲 1.把翻译技巧的研究当成翻译研究的全部。

2.只涉及理论的指导作用。

3.片面的强调中国特色，自成体系而忽视了中外译论的共通性。

因此基于中国翻译目前的发展和问题，中国翻译学的建立成为一个切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解决目前翻译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思想的问题。

基于以上翻译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和不足来过我们的挑战很明确：
1.建立翻译学，统一思想而非各派众说纷纭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2.21世纪翻译理论的主导还应该是翻译李林家，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中国译学的研究者只有清醒的认识中西译学的差异，寻找自己的出发点，明确目标才能在世界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3.对于翻译研究方法，翻译家英爱摆脱传统的思想的禁锢，抛开严重的思辨性和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而着重于描写性、实践性的研究，注重以客观实际的探索。

这些也是中国国内翻译理论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

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入，近几年来翻译研究中总会出现一些争论激烈的核心话题，尤其是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如何再现原语或者原文本的文虎？究竟改用什么样的策略是众多翻译家们所考虑的重点问题。

这也就出现了近些年中异化和归化的争论，当然这里的曾仑是超越纯语言层面而上升到文化的角度。

许多异化主导论者坚持异化翻
译策略，实际上从众多翻译实践活动中我们并不难看出异化对于纠正那些以归化为名而故意抹杀原语文化的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旦异化成为主导，其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比如：死译、直译、不可译会频繁出现。

而一味的强调归化，又会使原文文化遭受迫害。

所以无论是那种讨论，我们都能清楚的看出对于再现文化，异化和归化应发挥各自之所长，让翻译跳出单一的异化和单一的归化的枷锁。

因此中国翻译在建立翻译学的同时要清醒的看到翻译应该走向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