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21班：惠才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

《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宗旨是倡导民权，启发民智。

《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

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他在《本馆一百册祝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提出了办报4方针：一是“宗旨高而定”、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当”、四是“报事确而速”。

还提出报刊要健全舆论的基本要求（“五本”）：1. 常识，持论者要有广博的知识；2. 真诚，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3. 直到，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4. 公心，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学派思想，以个人好恶判断是非；5. 节制，要导之以真理不能因感情而故作有偏向之论，使之成为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

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

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

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办起了另一份保皇党刊物《新民从报》，半月刊，样式仿照外国的大型综合性报刊。

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

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

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

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

《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1904年6月12日，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是改良派在政变后的首份报纸。

《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它对近代报纸编辑业务的改革作出巨大贡献：创造了“时评”文体，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欢迎；版面编排上务求醒目，采用1-6号铅字排版，按新闻的重要性分排；首创报纸周刊，从周一到周五设不同专版，涵盖了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7个专版；最先将报纸分为四个版面，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式痕迹，使之能与老报《申报》、《新闻报》竞争。

三、立宪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

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

《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

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

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

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拥护袁世凯。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

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

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

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

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

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

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

《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

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一、喉舌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传播学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人的延伸”与此类似。

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

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

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介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他们的相同点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不同点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

也就是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

而且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喉舌论”的发展：“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强调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

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二、第四种族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原意是指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从法学角度提出“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自诩为无冕之王，为所欲为。

这些都是夸大媒介作用的一些表现。

三、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梁启超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