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治维新制度移植成功的原因（一）审慎的选择所移植的制度前已提及，后发国家在进行制度移植时要尽量选择与自身基本制度相容的制度。

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形成取决于其初始的地理情况即生产的原始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有意识活动的结果。

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由于气候比较湿润，土地肥沃，个人或家庭可以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组织生产独立支配所获取的成果，这就使得在这些区域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度、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个人价值高于社会公共价值。

而在亚细亚、俄罗斯和拉美地区，由于人们进行生产的原始物质技术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人们在进行原始的耕作时必须要联合起来发展灌溉系统等公共设施，这就使得在这些地区发展出了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主义经济制度，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5]日本处于亚细亚的边缘，国土面积狭小，人们在进行原始耕作时面临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其基本制度具有典型的集体主义制度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在进行政治体制的移植时不能采用英美的模式。

日本政府在1871 年派出的全面考察西方世界的岩仓使节团在对欧美各国的宪法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并加以比较后，得出了尽管英、法、美在当时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不适合日本国情的结论。

大久保说：“民主政治……实乃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

在日本，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订法宪典章”。

宪法应“上定军权、下制民权，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使生民保有自然固有之天爵”。

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德国的情况和日本的国情极为相似，其统治经验和专制主义制度尤为值得日本效仿。

木户明确地表示，“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维新者决心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

而且后来的情况也表明，日本的制宪工作和国家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建立正是沿着普鲁士的道路进行的。

[6]日本选择的普鲁士道路无疑是符合日本的基本制度的，这样引进制度与原有制度间较小的紧张程度促进了日本制度移植的成功（二）江户经济和明治经济在制度框架上存在连续性明治政府除了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外，最为重要的是还引进了西方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制度等的经济制度。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国内场和商品经济，而且有了一定的货币金融制度基础，具有公司功能的原始形态的共同企业也已经出现了。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基础的存在，日本的制度移植才能够顺利进行，并产生了有效率的新制度。

1.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

日本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成狭长状的岛国，拥有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使得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特产物，[7]从而促进了地域间的分工，构成了地域间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另外，德川幕府时期特殊的制度结构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

德川时期的制度可以概括为幕藩体制，幕藩体制的主要内容有兵农分离和石高制。

兵农分离使领主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必须各尽其职，不能逾越身份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并且使商人、武士聚于城市而农民聚于农村，这样武士与农民既按身份分离也按地域分离，这一体制形成了大量的消费群体，也成为社会分工关系的起点。

石高制是幕藩体制的经济支柱，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高制用米来表示所有土地的标准收获量，以米谷产量为基础征收年贡，而且为村税制而非人头制。

即便是不生产稻米的地区也要把其生产物换算成稻米，用石数表示，用作住宅的非耕地也必须用稻米交纳年贡，因此会导致农民尽可能多的种植稻米，这就必然导致了其他物品生产的不足，农民必须用稻米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

同时，大名和其家臣所获得的唯一收入也是年贡米，因此也要用稻米换取货币并购买其他的生活用品。

除此之外，各领国必须将一部分稻米换成货币以汇往江户作为“参觐交代制”的费用。

这必然会造成本领国稻米的供给大于需求，这就需要将一部分稻米运往由大阪、京都和江户组成的中央市场上出售，促成了日本以稻米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从而稻米不仅是作为粮食，更作为重要的货币等价物发挥着商品流通介质作用。

稻米市场的形成又促进了其他物资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使得江户时代出现了大量从事与稻米贸易相关的商人。

[8]由此可见石高制对于日本明治前期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江户时代日本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极大地降低了商品流通中的交易费用，对于市场经济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建立了以江户为中心，连接各藩的五条交通干线，即五街道。

与此同时，北陆- 津轻海峡- 江户的东线海运和下关- 濑户内海- 大阪的西线海运也已形成。

交通的畅达，促使了“一物一价”价格体系的形成，使全国性的商品流通更为活跃。

由此可见，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雏形，为以后明治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提供了制度基础。

2.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方面。

尽管士农工商这种身份制度存在，但武士与农工商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较小，注重业绩的价值观得到了提倡。

具有公司功能的原始形态的共同企业在日本也已经出现了。

在17 世纪，在贸易活动中出现了由船主、投资者和进出口商相互合作的资本结合方式，例如进出口商从负有责任的投资者那里取得资金，而后将一定数量的资金支付给船主进行经营，如果船只获利，利润可在上述参与人之间进行分配，如果因海难出现损失，则进出口商无需还本付息。

18 世纪后，日本又出现了商人之间的长期共同经营。

同族间的商品资本结合形式更为普遍。

例如，三井家各子女并未将创始人八郎兵卫留下的遗产分割，而是将财产统一使用，各家对拥有对经营发表意见的平等权利，并对总资产负有无限责任。

这些初始的共同企业形式虽然还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

但是它们的出现为明治时期公司制度的移植准备了条件。

3.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

在幕府时期，由于实行石高制，农民和士族等需要把多余的稻米换成货币以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各大名也需要将一部分稻米换成货币以汇往江户作为“参觐交代制”的费用，这一活动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德川幕府的货币制度力图以“三币”即金、银、钱三种货币为基本货币来实现全国性统一，并以三币间官方规定的交换比率和货币价值为依据来实行这种制度。

小额货币在流通中尤其活跃，各藩发行的纸币对幕府货币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该时期日本国民所形成的国权货币观和对纸币流通的习惯性，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银行制度方面，江户时代业已存在的从事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业务的机构，如“两替屋”、“挂屋”和“札差”等，从事该行业的商人也大量存在。

另外，为了维持行业间的信用和互相监督，大钱庄之间还建立了同行业公会。

[9]日本江户时期存在的市场、公司以及金融等制度虽然很不成熟，更谈不上完善，但毕竟为西方各项经济制度的引进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减少了新制度运行的摩擦和成本，促进了新制度的生效。

（三）町人思想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引入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意识形态属于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绩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意识形态节约了交易成本，参与人用它来与外界进行协调，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对于产权分配的公平性等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

町人思想强调四民平等，提倡经济自由，注重经济理性，这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町人重视经营理念，虽然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重视道德与协作的经营理念与欧洲商人以个人为中心的理念不同，但与资本主义体制并无相悖之处。

另外西学的传入也对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44 年~1852 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77 人，译书总数约为500 部，有些学者甚至开设私塾传授西学。

后来，更有些有为青年亲自到西方学习，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维新的主力，如井上馨、涩泽荣一、伊藤博文等。

西学的传入对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深受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改变了思维模式，比较容易接受新制度的运行模式和规律，这些不仅为以后维新的展开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而且有助于新制度的顺利运行。

（四）独特的双重结构促进了两种制度的融合日本经济的双重结构是有泽广巳在1956 年提出来的，是指以国外移植技术为中心，基于官僚制性质合理性组织的大规模资本主义经营和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中小规模家庭共同体式经营并存的状态，指的是从松方通货紧缩后的企业兴盛时期到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现代”与“传统”并行发展的独特现象。

[10]但实际上，日本的双重结构不仅体现在松方通货紧缩之后日本的经济结构上，还体现在之前的幕府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日本的文化上。

从1192 年的镰仓幕府开始，幕府既与朝廷并存，幕府成为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将军掌握全国的军政大权。

但是尽管天皇朝廷名存实亡，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天皇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皇神授”在日本人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将军掌握实权，天皇朝廷掌管着意识形态的日本封建社会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

日本的维新派利用这种二元政体存在的矛盾，提出“王政复古”的口号，推翻了幕府的统治，一方面利用天皇的威望使维新合法化从而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维新政府直接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使维新的各项政策得以进行。

维新人士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利用意识形态减少制度变迁成本的思想。

在文化方面，日本地处亚细亚的边缘，其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欲摆脱中国文化的羁绊却又不可能完全挣脱，想加入西方文化圈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造就了日本文化介于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周边文化特征。

[11]周边文明受到中心文明的影响和压力，不存在自身文化独立的内核，但是在它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以及其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又都保存有本民族的特征，即它一方面在努力吸收对改善自身文化质量有利的大文明的文化因子的同时，又努力维持区别于他民族文明的民族个性，时时处处都融合着外来文化和日本本民族文化。

这就决定了日本善于学习和改造的文化特征，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

日本文化的这种特征，促进了制度移植过程中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从而减少了前文提及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

三、结语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为日本经济的现代化扫清了一切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