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因素：基于主观内部视角孙宁寅秦奎元（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哈尔滨150000）摘要道德情绪判断指的是个体对与道德有关的情境或事件的情绪判断。

道德情绪判断主要受外部情境因素影响和各类内部主观因素影响，本文主要归纳总结三种最重要的内部主观因素分别为社会认知能力、情绪状态和自主水平。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来关于道德情绪判断的研究方法及跨文化研究。

关键词道德情绪社会认知能力情绪状态自主水平1 引言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若要研究道德情绪就不得不提道德认知研究。

皮亚杰对于儿童道德认知的研究无疑为道德研究铺垫了基石。

儿童道德认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认知，它涉及到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行为的认知。

皮亚杰站在发生认识论的立场上，使用富有创造性的“两难”问题的研究范型，从认知的角度切入道德发展的研究[1]。

柯尔伯格进一步完善和扩展了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他用两难故事法研究10以上，13以上，16以上岁组男孩的道德推理，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道德发展理论，并激起很多研究，使道德认知的研究成为社会认知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对柯尔伯格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道德认知研究的发展。

因而对道德情绪的研究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起。

2 道德情绪的内涵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道德情绪在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动力的作用，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2]。

Eisenberg 指出，道德情绪通常都是“自我意识的情绪”，这些情绪之所以被称作“自我意识的”，是因为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是这些情绪的主要成分。

很多情绪，像内疚和羞耻、厌恶、尴尬、自豪和感戴这样一些高层次的情绪，被认为是驱动道德行为的，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发展和道德品格，即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情绪[3]。

3 道德情绪归因与判断对于道德情绪归因与判断，虽然归因机制可以解释判断，但本质上应该是两个问题，判断是一种结果，而归因更倾向于是一种对结果的解释。

本文主要讨论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因素，对于道德情绪归因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的归因模式的“个人定向—惩罚定向—道德定向”的三级判断，是一个从依赖外部的价值标准到依赖自己的自主道德判断的发展过程，与自立发生、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4]。

所谓道德情绪判断指的是个体对与道德有关的情境或事件的情绪判断，例如在道德违背中，许多4岁儿童会判断把别的小朋友挤下去而自己玩秋千的犯过者感到高兴。

道德情绪判断是考察儿童道德情绪的一种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Barden等人，他们在研究儿童关于情绪的经验性知识时，发现年幼儿童和年长儿童对犯过者所体验到的情绪的预期不一样。

在5个选项：高兴、难过、疯狂、害怕以及没什么中，大多数4、5岁儿童预期犯过者会感到高兴；而9～10岁的儿童则预期其反应是害怕、难过。

年幼儿童在明知违反道德规范时仍然判断犯过者感到高兴的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之为“快乐的损人者”[5]。

因此可见对于道德情绪的判断也是一个需要逐步改变和发展的过程。

4 道德情绪判断的主观内部影响因素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因素，情境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情境的分类大抵可分为道德情境和非道德情境，而要如果细分其可能存在无限种，且环境情境属客观外部因素，在不同的实验中可以模拟各种需要的情境来进行道德情绪的实验研究，故主要介绍影响道德情绪判断的主观内部因素。

而主观内部因素可以总结为三部分。

其中包括：社会认知能力、情绪状态、自主水平。

4.1 社会认知能力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通过皮亚杰的发展阶段理论可知，儿童期是认知能力发展迅速的时期。

儿童与道德情绪判断有关的社会认知能力主要有：情境中考虑道德因素的能力、观点采择能力等[3]。

5岁左右的儿童考虑道德因素的能力开始发展，他们开始理解情绪反应对道德判断的重要性，认识到对犯过者的不高兴判断反映了道德立场，而高兴判断则反映了个人立场，并具有采取这两种立场的能力[3]。

有研究者认为，这取决于情境中道德因素的显著性：在个人考虑更明显的时候，5岁儿童倾向于采用个人立场，判断犯过者会高兴；在道德显著条件下，他们更多地采用道德立场，判断犯过者情绪积极的人数大为减少[3]。

总的来看，5岁儿童似乎能够根据不同的标准灵活地修改他们的情绪判断；到7岁以后，他们能更多地考虑到道德因素，例如犯过的羞耻感、懊悔，以及对受害者的移情等，因而判断犯过者感到不高兴。

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对其道德情绪判断也有重要影响。

首先，儿童很早就把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体验区分开来。

尽管早期研究没有发现儿童对自己和对故事人物情绪预期的差别[]，唐洪、方富熹则发现，中国幼儿假设自己作为损人者的情绪预期与对故事中损人者的预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并且5、6岁组儿童判断自己“不高兴”的比例显著高于判断故事中损人者“不高兴”的比例[6]。

Lourenco对葡萄牙5~10 岁儿童的道德违背的研究也证实，儿童对自己更多地归因为消极情绪，尤其是年长儿童[3]。

其次，儿童对道德违背中的受害者、犯过者等不同角色的情绪判断与归因是相当不同的。

年长儿童在判断中优先考虑受害；也有研究者发现，先让儿童判断受害者而不是犯过者的情绪时，8岁儿童仍然认为损人者会高兴，但“高兴”的等级有所降低，而这一效应在4岁儿童中却不明显，看来只有年长儿童表现出对受害者的移情能力，并做出成熟的情绪判断。

对于儿童道德情绪的研究一直是各国心理学家研究的焦点，其中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与道德行为的发展使得社会认知能力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成为侧重点，而随着道德情绪研究的开展，社会认知能力自然成为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

4.2 情绪状态对道德情绪的影响对于情绪状态而言，不同于社会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快速发展的儿童期适合研究认知能力对道德情绪影响的研究，而情绪状态对道德情绪影响的研究更适合社会认知能力等达到稳定时期的青年时期来研究。

王云强等，通过心绪状态诱发和中文版的道德判断测验来研究大学生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显著，快乐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明显高于悲伤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快乐和悲伤情绪状态下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都呈现中度情绪状态[7]。

而国外有研究者认为，快乐情绪减弱了道德推理过程中的认知加工、使得个体易于采用简单的观念进行推理，因而快乐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低于中性状态和悲伤状态；悲伤情绪使得道德推理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更为系统、使得个体易于采用较为复杂的观念进行推理，因而悲伤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高于中性状态和快乐状态[7]。

也有外国研究者的结果与王云强相同，该研究表明，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先前的情感状态对人们的公正判断具有重要影响：与负性情感状态相比，正性情感状态下人们的公正判断更为积极。

对于各种研究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情绪状态对道德情绪判断是有明显的影响，只是在正负性情绪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具体影响上存在不同的答案。

其可能的原因是在不同的情境模拟中正负性情绪的影响会有不同；也要考虑整个道德行为之后负责的认知加工过程；最后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应当关注情绪的性质和强度的作用。

4.3 自立水平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自立是个人摆脱过去曾经依赖的东西而独立的过程。

儿童自立行为的形成是伴随自我发展过程中主动性获得的一种结果，在个体发展过程中，随着自我的日益觉醒，自我意识的日益完整和清晰，个体要求独立、自主、自由表达和行动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自觉和强烈，其自立水平也就越来越高[11]。

凌辉等，通过6-12岁儿童自立行为问卷与Nunner Winkler设置的情境小故事来研究高低自立水平对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实验结果为：在说谎情境下高自立儿童和低自立儿童对犯过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无显著差异。

在偷拿情境下高自立儿童和低自立儿童对犯过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有显著差异。

高自立组判断为高兴/开心者少于低自立组，而判断为难过/羞愧者多于低自立组。

在伤害情境下高自立儿童和低自立儿童对犯过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有显著差异。

高自立组判断为高兴/开心者少于低自立组，而判断为害怕/担心或难过/羞愧者多于低自立组[11]。

在伤害情境中，低自立水平儿童会判断把别的小朋友挤下去而自己玩秋千的犯过者感到高兴。

儿童究竟是判断犯过者对取得成功感到高兴，还是判断其对犯过感到不高兴，这取决于儿童倾向于采用个人立场，还是采用道德立场。

本研究结果表明：低自立水平儿童在作道德情绪判断时较多采用个人立场；而高自立水平儿童在作道德情绪判断时，更多的考虑到道德因素，例如犯过者的羞耻感、懊悔，以及对受害者的移情等，因而判断犯过者感到不高兴。

综合所有实验结果来看，自立水平的高低通过影响儿童的个人或道德立场进而影响了道德情绪判断，可见儿童自立行为发展水平可能是影响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的因素之一。

但相关的实证实验较少，所以进一步研究儿童自立水平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也可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5 总结与展望5.1 总结道德情绪在行为塑造和道德品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

情境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同样不能忽视内部主观的影响因素，本文列举的社会认知能力实证研究国内外研究较多，结果结论相对成熟；情绪状态次之，但存在一定的文化因素影响，如有研究者提出的西方人非道德行为之后的“忏悔”情绪与中国人非道德行为之后的“面子”问题[8]就存在有差异；而自立水平实证研究少，且若单独研究意义不大，需要结合情境及其他影响因素讨论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最佳。

5.2 展望5.2.1 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于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已臻成熟，道德情绪判断作为考察道德发展的一种不同于经典“道德两难”的研究手段，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作为指导；而现在已经有实验开始结合fMRI。

腹内侧前额叶（VMPFC）与边缘系统、下丘脑以及脑干等情绪中枢有投射联结，这些区域与情绪的自主反应有关。

VMPFC 中的神经元负责对感觉刺激中的情绪成分进行评估和编码，与中脑缘、颞上叶前端共同构成亲社会情绪的神经中枢[9]。

除了VMPFC以外，其他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如：扣带后回和楔前叶）在道德判断中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激活。

Moll等人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道德判断会激活大脑中不同的情绪代表区，比如在进行与亲社会情绪相关的道德判断时，VMPFC和颞上回的激活更明显，而在进行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道德判断时，杏仁核、海马旁回和梭状回的激活更强烈[9]。

5.2.2 道德情绪判断的跨文化研究在上文情绪状态对道德情绪判断的影响中，可以了解到中外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果，其中一种推论就是存在文化因素的影响。

统观道德情绪，表面上可知的各种情绪的翻译就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如关于耻感情绪(Shame)和罪感情绪(guilt)的差异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中国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并且己有研究主要沿用西方己有理论和测量工具，同时忽略了耻感情绪和罪感情绪在中文中不同翻译间的情绪差异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