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法家法律思想一、学派简介•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在法律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法家一词，最早也是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1、法家的形成•法家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礼制、分封制、井田制、世卿世禄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中央集权、郡县制、土地私有、地主经济以及选举制度等新生事物纷纷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必然体现在思想的领域中，而新的变化，也必然需要新的思想学说来提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各国纷纷对统治方法进行了巨大的变革。

在各国的变法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打破礼制、鼓励耕战、以法治国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又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主张和思想。

由于他们大多有相同的政治使命，扮演着相同和相似的政治角色，所以，他们的思想学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后人将他们统一称为法家。

•2、主要代表人物•先驱：管仲、子产、邓析•前期法家：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后期法家：韩非、李斯•齐法家：《管子》为代表，秦晋法家：李斯韩非申不害慎到•重法：商鞅•重势：慎到•重术：申不害•法、势、术结合：韩非•商鞅•韩非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诸公子，曾和李斯同学于荀况，李斯自以为不及。

当时韩国国力衰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成十余万言。

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钦佩，于是发兵攻韩，索要韩非。

韩王派遣韩非入秦，秦王却听了李斯、姚贾诬陷，将他拘囚下狱，李斯送毒药使他自杀于狱中。

•3、法家学说的历史命运•法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指导了这个时期的政治实践，也取得明显的实际效果。

•秦代是法家学说地位最高的时期。

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法家学说，不仅仅称为官方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而且也被官方大力宣扬，企图弘扬到民间，变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唯一意识形态。

•秦后时代的法家的公开层面上受到贬斥，但是统治者往往采取儒法并用的手段。

学界向有“阳儒阴法”或者“外儒内法”之说。

•汉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

•总之，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根据法家思想所创立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二、法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1.历史观所谓历史观，是指对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

法家的历史观，可以称为进化史观。

即法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历史不可能重演或者倒退，所以不同的时代应该用不同的统治方法，一切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前进而相应的发展变化，不能应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能复古倒退、固步自封。

商鞅批判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守旧观点，提出“不法古、不循今”。

他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各个时代各有自己的特点。

•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爱亲人，贪私利，所以，可以用“亲亲”统治；•中世：出现了抢夺、争执，但是尊重闲人、喜爱仁慈，所以，可以用“仁义”统治；•下世：私有制、君主和刑法出现，尊重官吏和贵•今世：各国忙于兼并，民众有技巧而奸诈，所以，在下世和今世，亲亲和仁义都行不通了，所以只能改变统治方法。

•韩非反对“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今之民”，提出了“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看法。

•韩非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来论证统治方法转变的必要性，他认为上古时期，“人民少而财货众，故民不争”，德、礼就能治理天下；现在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从国家生存环境来看，战国时期事“强国事兼并，弱国事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因此德、礼已不足为治，所以，必须改变旧的治理方式，变法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法家的历史观是与儒家的历史观相反的，法家用其历史观证明了儒家主张的德治、礼治已经落后于时代，“时移而治不易则乱”，所以，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方法，那就是要推行法治、变法图强。

•2、人性论•在法家看来，人的本性古往今来就是“好利恶害”或曰“趋利避害”的，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

•《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其商人通贾，倍道而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商鞅也说“人生有好恶”。

又说“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

•韩非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利益来决定的，父子之间和君臣之间也是如此。

•《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此俱出于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韩非子·难一》：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总之，在法家看来，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且不可改变。

那么，像儒家那样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即希望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来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既然道德的自我约束力量不可相信，那么就只有用法律来进行外在的约束了。

•商鞅甚至认为，恰恰是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为统治者的规范和约束提供了可能。

他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韩非也言“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因此，统治者只要善于利用人的这种本性，用赏罚两手来发挥禁止和引导的功能，百姓就会按照统治者希望的方式去行为，这样，天下自然就治理好了。

•总而言之，法家从人性自私自利、人性不可改变的角度，再一次地批判了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主张，证明了法治的必要性。

三、法家的法理学思想•1、法律的本质特点•法律是客观、公正和普遍的行为准则。

商鞅言：法者，国之权衡也。

法家常常把法律比喻为规矩、权衡、绳墨，以此强调法的客观、普遍和平等。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刑赏）保障实现。

韩非子言“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又言“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难三）•法律体现和维护整体利益（公）。

法家特别强调法律要去私为公。

韩非子言“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私者，所以乱法也”（诡辩）又言“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有度）韩非甚至提出法律是“利民萌、便众庶之道”•2、法律的作用•法家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

历史发展到了出现争夺出现的时候，为了解决纠纷，才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立禁、立官、立君）•所以，法律的首要作用就是解决纠纷，而解决纠纷的前提是划定权利的归属。

即“定分”与“止争”。

•其次，法律的作用还在于“兴功”与“惧暴”。

所以，法家的改革多以法律奖励耕战，惩罚懒惰。

•韩非子说：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得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

（奸劫弑臣）•再次，法律还能¡°一民而使下¡±，即规范和约束臣民。

法家主张制定和公布行为准则，使人人知晓正确的行为方式，用法律来统一人民的行为。

同时，也通过法律的禁止和奖赏行为，控制臣下，维护君主的地位与权威。

•3、法治论•法家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又可称为“垂法而治”、“缘法而治”，后来梁启超将之称为“法治”。

•法家对法治的必要性的论证，是与对儒家的三治的反对结合在一起的。

•对德治的反对：从人性论出发，法家认为人性无法改造，因此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只能以力服人，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甚至把法律说成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手段。

•对礼治的反对：一方面法家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认为礼治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再梦想恢复礼治的是守株待兔；另一方面，法家代表着新兴阶级的立场，反对宗法制度，反对贵族垄断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礼制，在法律上，法家反对旧贵族享有法律特权，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主张“刑无等级”。

•对人治的反对：在人与法二者之中哪个在治理国家中应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儒家与法家同样针锋相对。

法家反对儒家主张的“为政在人”，认为把国家治理系于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是不可靠的，除了法家对人性的怀疑以为，还有两个原因：法家认为人治就是缺乏稳定和客观性的“身治”或者“心治”，《慎子·君人》：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

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

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赏，同罪而殊罚矣。

怨之所由生也。

•此外，韩非认为，就算真有尧舜那样的圣人治理国家，但是尧舜又有多少呢？“千世一出”，那么没有尧舜的时候怎么办呢？有圣人当然好了，没有圣人的时候，或者说君主不是圣贤的时候，政治就遭殃了。

可见，人治是靠不住的，不如法治那么有稳定性。

•以上是法家对法治必要性的论证，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望文生义地把法家主张的法治与现代法治(rule of law)等同起来。

四、法家的具体法律主张•1、立法主张•A顺天道、循人情：即立法要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和，不能违背天道、民俗。

管子提出立法要“行天道，出公理”，要“法四时”。

《商君书·算地》：故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B量可能：即立法的时候要考虑百姓的实际情况设定标准，不要提出太高的、不切实际的标准，以致法律成为空文。

《管子·形势解》：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

韩非认为“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用人），又提出了法律要¡°易行¡±。

C务明易：即是说，法律要明白易懂，不能晦涩难懂。

《商君书·定分》：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不可以为法；贤者而后知，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

韩非云：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所识之矣。

（五蠹）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难三）•D守常法：即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

韩非子言：法莫如一而固。

（五蠹）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解老）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亡徵）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饬令）•2、司法主张•A明法：即法律要公布、普及，令人知晓；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运动，就是法家先驱力主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