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一、“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背景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平静的清王朝统治。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内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痛感中国的落后，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

但在向西方学习具体的观点上存在许多的分歧，积极学习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消极学习派则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于文化、政治制度等内容则坚决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开始了寻求革新之路，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的影响，张之洞开始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入手，同时兴办各类新式军事学校，从而开始了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初步尝试与实践。

1898年，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造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叛道之弊”，标志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正式形成。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1.“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基础。

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在该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劝学篇》一书共分为内外篇，一共24篇[1]。

其中内篇包括九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和去毒，内九篇的内容谈以中学为体，旨是“正人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主要是教育人们要奉行孔孟之道，遵守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效忠于封建统治者。

外十五篇，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内容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攻教、非弥兵，主要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总之，《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

从其教育意义的角度来说，张之洞系统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2.“中学”与“西学”的内涵[2]。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内容。

这些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根本。

其特别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的地位，并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学的精髓，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必须予以继承与延续，并指出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同时其坚决反对西方所推崇的民权和男女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是通过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

“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西政”是指西方的具体政治制度以及行政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法律、教育、通商等方面的内容；“西艺”是指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包括算、绘、声、光、化、电等方面的内容。

他认为，这些西方的新学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引进西学时具有一个明显的原则，即对于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西学”可以引进，而对于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违背传统封建伦理纲常的文化则坚决反对，不予引进。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中，中学和西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其地位是不平等的。

中学是本体，是核心、基础；西学之用，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

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的变革，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政策基础。

3.“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在《劝学篇》一书中，张之洞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制系统和教育结构布局的建立设想，学堂课程设置原则，中小学以及职业教育，师资自费以及人才选拔等。

首先，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3]。

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

其次，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

第三，重视基础教育。

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

第四，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

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

三、“中体西用”思想实践探索1.系统教育设计[4]。

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了“江楚会奏三折”，三折中针对“育才兴学”提出了以下四条改革措施：设置文武学堂，改革文科，停止武科，奖励留学。

张之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教育系统的观点，勾画了教育系统的蓝图，并对从蒙学、小学、中学、大学的年限、课程、毕业职务等都有了具体的规划。

1902年，在总结湖北系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张之洞上了《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他强调国家的强弱与教育的水平息息相关，将兴办学校教育的意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奏折中针对系统化办学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首先，张之洞提出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

其次，通过大学造就国家有用的人才。

第三，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员不迁就”的原则。

张之洞不仅重视师资的专业训练，同时要求一切关于教育的行政人员等都必须对教育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够有效地解决教育当中的问题。

第四，完全阐述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

2.制定完整留学章程，规范海外留学教育。

清朝末期留学运动快速发展，到海外留学成为一种潮流，随着大规模的留学生留学海外，一些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传播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特别是1903年留日学生发起的抗俄运动，得到全国各学堂学生响应，震撼全国，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规范留学教育的重要性。

1903年，张之洞拟定了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入手，详细分析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以及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以期为当今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体西用教育张之洞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蔡红摘要关键词WENSHITANYUAN72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留学章程，制定留学章程有两个目的：第一，鼓励出国留学。

留学章程中对留学人才的选拔、考核以及留学奖励政策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并促使了清末留学高潮的出现，尤其是留日高潮，在1901年留日学生有280名，到了1905年达到8000名，通过留学章程，清政府进一步规范了留学教育；第二，控制留学生的思想和言行。

为了控制进步思想的传播，清政府规定学堂外之事学生不得参与，企图来控制学生思想和言行，但事与愿违，很多学生在近代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和条件[5]。

3.废除封建科举，推动新式学堂教育。

清朝科举考试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清末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戊戌变法时曾经提出改革科举，废除八股，但未成功。

1901年，在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奏请下，清政府部分改革科举制度。

1905年，张之洞联合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6]，进一步强调停止科举的重要性。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至此，以选任官员为主要目的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后宣告终止。

科举制度的废除扫清了新式教育最大的绊脚石，对于新式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张之洞又奖励学堂出身的人才，进一步鼓励推动新式教育的开展，尤其是对留学教育的重视。

比如在留学章程中，给予留学归来学生物质奖励和官职奖励。

同时，在制定的《各学堂奖励章程》中，规定自高等小学堂以上，每级分五等，毕业升等奖给出身，授以职官等。

4.建立教育行政机构，设立学务大臣。

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之前，并没有专门管理教育的部门，主要是通过礼部进行管理。

后来，在新式学校教育开展的一段时间里，新学堂在中央一直处于既无行政官员管理，又无教育部门管理的局面[7]。

在维新变法期间，清政府设立了管学大臣，管学大臣一方面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管理京师大学堂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是全国各地大学堂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管辖各省、各地区的教育事务。

后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广泛推广，教育行政事务也逐渐繁重起来，这种一把抓的行政设置逐渐显现出它的弊端。

针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京师设立总理学务大臣的构想，同时提出学务大臣应设的属官和选用属官的途径。

于是，在190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学务大臣，命孙家鼐充任，孙家鼐充分发挥学务大臣的优势，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促进各省新式教育的发展。

学务大臣作为一种教育行政官员，在清朝末期对“废科举，倡新学”起到重要作用。

张之洞关于学务大臣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对教育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1]张之洞.劝学篇:中体西用的强国策[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罗高峰.“卫道”与“开新”[J ].高等函授学报,2001（1）.[3]吴永.“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人文），2009（3）.[4]朱秘颖.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J ].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5]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6]黎仁凯.近二十年来张之洞研究概述[J ].近代史研究，1998（4）.[7]赵裕忠.张之洞的“中体西用”[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5）.姓氏是同姓人群的特定文化符号，成为其家系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标识。

对姓氏进行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父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中国人口数千年的迁徙历史等等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稀有姓氏，由于其为明确的单一祖先传递，人口数量较少，家系结构也较为简单，因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我院馆藏高阳碑志拓片230余通，其中有五通明清碑志拓片涉及了“呙”姓人物，分别为明朝的《玄帝祠碑记》；清朝的《李国□耑祠碑记》、《孙承宗耑祠碑记》、《骆母呙氏碑记》以及《贾母呙太君碑记》[1]。

“呙”是尤为稀见的姓氏，源出楚地，其在明清时期高阳县境内的分布及其活动情况实属罕见，无疑是稀有姓氏研究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