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展开全文【历史百题】左步青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英国资本主义用枪炮和鸦片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的大门，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国家深刻的社会危机彻底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由于顽固自大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对西方科学采取拒绝的态度，致使当对的中国社会充斥迷信愚昧，对国际社会更恍如隔世。
直到英国人打进国门，尚对这个“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不仅是低级官员无知，就连堂堂的道光帝也是如此。
这位大清皇帝要臣下提审英俘时询问的是；“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足见其荒唐到何等地步。
所以当时著名的开明官僚姚莹说：“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瞶瞶从事而不败者也”，“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天朝大国”的虚矫盛势扫地以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对中国人民却起了巨大的惊醒作用。
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思想家，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作了极其严肃的探索，以敏锐的观察力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呼唤呐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倡言改革；他们反对闭关政策的闭目塞听，主张打破习故安常的因循守旧思想，强烈要求了解西方，了解敌情外事，以寻求“制夷之策”，抵御侵略。
开眼看世界的思潮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起着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积极、进步作用。
站在这一时代最前列的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1791一1841年)。
他从事经世致用之学，对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表示强烈不满。
大声疾呼要求改革弊政和抵御外侮。
他认为，封建社会已经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犹如“将萎萎之华，惨于槁木”。
他描述封建“衰世”的情况时指出；“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
自京师始，概乎四方。
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
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地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庸”，必须“更法”、“改图”，进行改革。
他看到鸦片走私“丧金万万”，东南富饶之地沦为贫瘠，国计民生后果不堪设想，坚定地站在林则徐等抵抗派一边，主张禁烟。
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提出对贩烟、制烟和吸食的人要严刑镇压，处以绞刑、斩首(“其食者宜缳首诛”)。
他预见到严禁鸦片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英国侵略者可能冒险挑起战争。
因此提醒林则徐。
无武力何以胜也?……公以文臣孤入夷筚，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随”。
龚自珍认为，杜绝鸦片和各种奢侈品进口，发展国内的蚕丝，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国家就会富足。
林则徐复信表示深受鼓舞。
龚自珍还写了一篇寓意极深的小品文《病梅馆记》，反映他对于残酷禁锢思想的愤慨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迫切心情。
文章描绘文人画士示意“鬻梅者”把梅花摘成奄奄病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维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绳天下之梅”，而他发誓要坚决地“疗之、纵之，顺之”，要毁捧花盆，种在地上，解开捆缚，让它自由生长，“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
龚自珍那些发抒感慨、讥切时政的诗文，具有愤激沉郁，震荡人心的气势，犹如打破黑暗大地的风雷，一扫“万马齐瘖”的沉寂空气。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粱启超等人，在肯定龚自珍在思想解放运动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历史功绩时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自称他们的一代改革派人物“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被誉为中国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1785—1850年)，，是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抗击英国侵略，清廉正直的开明官吏。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他名震一时的《堵塞漏卮以培国本》奏疏中，痛陈鸦片的祸害，力主严禁。
林则徐极为赞赏，在湖广总督任上切实执行，捐廉配制断瘾丸，强迫吸食者戒绝，并大举搜查烟枪土膏。
因此，道光帝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的主要地区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二十年改任两广总督，领导和组织当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与英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
可是，腐朽的清王朝没有抵御外侮的决心，不仅不积极支持他，反而屡加打击阻挠。
英军攻占定海后，道光帝归罪林则徐，被加上“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革职查办，谪戍伊犁。
他曾写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慷慨放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和组织抗英斗争后，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直接接触，这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注意了解西方国家情况的先驱者。
他认为，闭关锁国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只有了解西方，才能有效地抵抗侵略和保卫海防。
他批评当时的“沿海文武员弁，不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他主张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
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还组织人员编译旨在反映西方情况的《四洲志》草稿，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并将所静情报供给同僚。
林则徐不仅能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进一步主张学习西方之“长技”，购买和自制新式武装、洋式炮艇武装军队。
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因为这不仅要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承认落后，还要破除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化外之民”．“蛮貊夷狄”的陈腐观念。
林则徐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统治集团中“井蛙”、“夜郎”观念十足的顽固分子的强烈不满，琦善就指责林则徐“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是有失“体统”。
林则徐主张抽关税银十分之一造船制炮，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
然而，皇帝的昏庸不能阻挡历史的潮流。
林则徐给当时闭耳塞听、盲目排外的封建社会开倡的先例，使一些爱国、进步的土大夫受到震动，纷纷打破那种茫昧自安和以“侈谈异域”为戒的旧传统，去了解和介绍西方的情况，并启迪后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先进人们为谋求祖国独立富强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感到忧世，谋求“善后之策”和“御夷之方”，先进的思想家魏源(1794—1857年)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人物。
也是林则徐、龚自珍的挚友。
思想也相近。
他“以经济名世”，又以诗人或文章家著名。
他对当时世界形势认识比较清楚，反抗侵略的主张也比较切实。
他因“海替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之积”，发愤写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圣武记》，希望通过歌颂清代历史上的武功来激励人心，振奋士气，抗拒外侮。
林则徐被投降派构陷罢官后，把《四洲志》和大量的中外资料交给魏源。
魏源根据这些资料，加上平日自己的积累，完成了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
这是当时关于外国情况的百科全书，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魏源认为，西方侵略者确有“长技”可恃，这些“长技”就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激烈反对清王朝长期以来昧于世界大事、固步自封的政策，认为“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
是但肯受害而不肯受益也。
”他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指出反抗侵略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敌情，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
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他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买洋炮洋船，以练习火战水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持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富国强兵。
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他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比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要优越，主张建立新式工业，除仿制外国武器之外，对西方近代的机器，仪器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
”不但官为设厂制造，也应允许沿海商民自由设厂(“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这一时期，魏源还开始接触西方政治制度，看到西方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要进步，流露出钦慕之意。
这对促进近代民主思潮的兴起，起了“刨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
和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同时的还有一位比较注意研究世界大势的开明官吏辨莹(1785年一1853年)。
他关心现实，不随流俗，不尚空谈，道光初年即与龚自珍等相交，以后为林则徐等器重，极力向朝廷举荐。
道光十七年(1837年)被任命为台湾兵备道。
鸦片战争时，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共同率领军民抗击英军，卓著功勋。
《南京条约》签订后，遭到打击陷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被诬为“冒功欺国”，贬官四川。
姚莹坚决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关于“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的主张，呼吁要详细了解“海外诸洋有名大国”，“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
”他筹划“制驭方略”时，鲜明地提出应当采取两项措施：一、“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二、“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
就是说，提倡进口外国图书来研究外国，利用国际间矛盾，延聘外国人为我所用。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
姚莹一面努力搜集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一面又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实地调查。
他把作战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夷图”、“夷书”。
“夷信”等送到北京，要求朝廷饬交四译馆翻译。
对子被俘人员，姚莹详加询问，“根究夷情”。
审讯范围从英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到各国概况、国际关系，以及询问其造炮船，制火药用什么原料，同中国作战害怕何种兵法，等等，力求获得这些“秘耍夷情”。
还利用释回战俘的机会，登上英国军舰“察看其船”，研究其装备，核对俘虏口供。
这些对敌情的调查了解，也是很有必要的。
近代中国，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逼迫欺凌。
出现这一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改革派，毕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地主阶级的立场，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有着深劐的阶级烙印，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
他们虽然看到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但又畏惧农民起义的硝烟，社会究竟要往何处去？他们找不出明确的笞寨。
可是，他们提倡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主张，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赢得当时和后代一切要求革新的人们的仰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