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摘要]早在古代刑法中就有对强盗罪的相关规定，旧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也作了相关规定，经过不断修改，从而确立了现行刑法典第269条的相关规定，刑法第263条规定的为标准形态的抢劫罪，此外确立了三种转化型的抢劫，刑法第269条作了相关规定，适用第269条处理的犯罪必须具备法定条件，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主观条件为行为人实施暴力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

但是，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刑法典第269条的适用条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和做法。

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应进一步完善，刑法相关条文应作相应修改。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立法概况适用条件立法完善《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条是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因发生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而转化为抢劫罪，故通常称为转化型抢劫罪，笔者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概况、适用条件以及立法缺陷与完善问题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立法概况（一）国外的立法在现代外国刑法中，对先行实施盗窃、抢夺财物的行为，为窝赃、拒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情况的处理，大致有几种做法：一是有些立法例虽未予明确规定，但从其刑法理论看是当然地将之包括在强盗罪（抢劫罪）之中。

如《苏俄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都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犯罪情况，其刑法理论却都认为，盗窃后为拒捕而对失主当场实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应当构成强盗罪（抢劫罪）[1]。

二是有些立法例明确地把这种犯罪情况规定在抢劫罪里。

其中有的并不另设款项与抢劫罪区分，如罗马尼亚现行刑法典第211条第1款，保加利亚1951年通过的刑法典第184条第3款等；另有些立法例则在抢劫罪里另设款项对之加以规定，如巴西1940年颁布的刑法典第157（一），意大利1968年修正的刑法典第628条第2款等。

三是有些立法例以另外的条文明确把这种情况规定为准强盗罪或事后强盗罪，并载明以强盗罪论处，如日本现行刑法典第238条，联邦德国1976年修正的刑法典第252条，我国台湾现行刑法典第329条，1996年《澳门刑法典》第205条等，即如此。

（二）我国立法概况早在我国古代刑法中，例如《唐律?贼盗》第281条里，就有了“先盗后强”属于强盗罪的规定，即行为人先行秘密窃取财物，被人发觉之后而实施暴力或威胁的，应按强盗罪论处；但是，该条同时又规定，如果先行窃取财物被失主发觉后就丢弃财产逃走，在失主追捕时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胁迫拒捕的，不应定强盗罪，而要按照“斗殴”及“拒捍追捕”法条处理。

以后的宋元明清诸代法律，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的上述规定。

这些规定把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仅限于盗窃一种，而且要求，窃财后未予丢弃而实施暴力或威胁的，才能以强盗罪论处。

旧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第371条规定：“盗窃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湮灭罪证，而当场实施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

”与封建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比，该条没有要求窃财后未予丢弃，而且概括指明了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胁迫的护赃、免捕、灭证三种主观目的。

1928年颁布并于1935年修正的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典第329条，基本上承继了《大清新刑律》第371条的规定，但在先行的“盗窃”之外又增设了“抢夺”，即先行盗窃或抢夺，因护赃、免捕、灭证而当场实施暴力、胁迫者，均以强盗论罪。

对上述这类犯罪情况，在我国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中，是在第167条的抢劫罪之外，又以独立的条文即第170条规定：“犯偷窃、抢夺罪，为防护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第167条罪处罚。

”在196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即第33次稿中，仍然是在第156条的抢劫罪外以另外的条文即161条对此类犯罪予以规定：“犯偷窃、抢夺、诈骗罪，为防护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第156条的抢劫罪处罚。

”第33次稿该条与第22次稿相应条文相比有一处显著的不同，这就是在先行的“偷窃、抢夺罪”之外又增加“诈骗”。

究此立法草案的发展原意，在第22次稿中之所以未规定诈骗罪的转化问题，是当时考虑，诈骗罪是骗取他人的信任而获得财物，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性不大；在后来的立法讨论中大家认为，也不能完全排除先行诈骗尔后向抢劫罪转化的情况的发生，因而第33次稿相应条文增设了诈骗。

增设诈骗的这一规定后来为我国刑法典所采纳，从而成为在此类犯罪情况上我国刑法不同于现代外国刑法的一个特点。

现代外国刑法多是只规定了盗窃向抢劫的转化，另一些则是包括盗窃与抢夺向抢劫的转化。

我国1979年刑法典也是在第150条的抢劫罪之外，以另外的条文即第153条对此类犯罪情况作了规定。

该条基本上保持了刑法草案第33次稿第161条的规定，仅作了几处文字性的修订，如把“偷窃”改为“盗窃”，把“防护赃物”改为“窝藏赃物”，把“诈骗”调到“抢夺”前面等。

这样就形成了我国1979年刑法第153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处罚。

”这是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惩处这类犯罪行为的法律依据。

现行刑法典第269条对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稍作了修改。

详言之，将原规定中的“抗拒逮捕”修改为“抗拒抓捕”，将原规定中的“依照抢劫罪处罚”修改为“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而表述得更为确切和妥当。

二、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一）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要适用该条的规定转化为抢劫罪，必须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罪，这是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对该前提条件的含义如何理解，即是否必须已经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有较大的争论，主要体现在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是否必须达到“数额较大”？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该条的立法本意及与抢劫罪的协调出发，再考虑执法协调统一和标准明确一致的需要，适用刑法第269条定罪，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既不要要求数额较大，也不要求构成犯罪。

理由：既然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没有强调财物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于这种转化情况就没有必须强调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

况且从司法解释看，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劫罪”也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8年3月16日公布的《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中指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现行刑法在此问题上未作修改，故该司法解释仍可适用。

第二川观点认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只要其数额达到较大时，无论其是否犯罪既遂，都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刑法规定多次盗窃可以构成犯罪[1]，所以盗窃数额未达较大但次数多的，也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理由：刑法第269条表述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立法本意要求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必须构成犯罪，虽然两高有司法解释，但是此解释是在刑法修订以前出台的，是在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颁布的，司法解释违背立法本意。

不能以抢劫罪没有规定数额较大的限制，就据此肯定转化前的行为也不需要数额较大。

因为，原因行为本身是否要求数额较大是一个犯罪构成，结果行为是否要求数额较大则是另一个犯罪构成，不能以结果行为的某些状况或事去反推原因行为也应当具备该种状况。

因此，对于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时，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并造成受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结果地，完全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论处。

当然，对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数额较小，并且使用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造成的结果又很轻，它们就不能独立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对其也就不能以转化抢劫罪量刑，只能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

笔者认为，转化前提必须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或抢夺罪，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盗窃、诈骗、抢夺财物数额不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实施伤害或者危害行为的案件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这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这种案件本来的特点及其危害性质，而且使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基本相当的第269条和第263条在定罪基础上严重失调，影响刑法内部的协调，导致重罪轻判，不利于对抢劫犯罪行为的打击。

如盗窃、诈骗、抢夺财物数额不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致被害人重伤，若转化为抢劫罪，量刑幅度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而故意伤害罪造成重伤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被害人轻伤的，若转化为抢劫罪，量刑幅度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按第二种观点，盗窃、诈骗、抢夺财物数额不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实施暴力未造成轻伤或者轻伤以上的伤害，或者仅以暴力相威胁的，不管情节和危害程度多么严重，由于我国刑法未设恐吓罪，则无论是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还是后面的暴力行为或者威胁行为均无法定罪处罚，只能进行治安处罚，会造成轻纵犯罪的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4）第1条第（2）项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表明除此之外的盗窃未遂行为不作处罚。

这样，在盗窃未遂不作为犯罪处罚时，认为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遂也能转化为抢劫罪的观点，就既肯定转化前提必须构成犯罪，又肯定转化前提不要构成犯罪，自相矛盾；而且，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获任何财物的可以转化为抢劫罪，那么，盗窃、诈骗、抢夺少量财物的行为为什么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呢？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两高的解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有效地打击这类犯罪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司法解释中提出的“情节严重”在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不易操作。

由于对“情节严重”的理解不同，不同地区的司法部门，同一地区的不同司法部门，甚至同一个司法部门内部都有不尽一致的认训和做法，造成相类似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