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赵艳（xx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论文摘要：内容关键词：内容On Zhang Ailing's Novelszhaoyan（xx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论文摘要：关键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让人惊艳的女作家着实不多，但张爱玲算得上一个。
她寂寞的生，寂寞的死，却为人类留下了永不寂寞的文学精品。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名字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只一夜之间，就迅速征服了上海滩。
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传奇》，《流言》和《十八春》等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卓著的才情，逼人的灵气使人们对于她的关注越来越深。
在她成名的那个混沌的年代中，她的文字，她的故事仿佛一次夜晚的烟花，只对世人匆匆一瞥，就足以让人们永远无法忘怀她的美丽。
解放后，由于她与胡兰成的恋情使然，她悄然离开大陆，她的名字和作品便在大陆上沉积下来沉寂下来，从此“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史”，但是这却“毫不见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比比皆是”，比如沈从文。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张爱玲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
”今天，她能拥有大量“张迷”，其中有不少是作家，这完全是因为她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世上的熠熠光辉。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意者，她的小说创作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让男男女女如鬼魅般在读者眼中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余；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所以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悲剧意识。
（一）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
对于人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作过这样的阐述“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
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所以她的作品都表现了斗争中的安稳，在安稳中展示生命的悲凉，人性的悲哀。
她站在悲凉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地，也少有质朴，憨厚的性格。
他们在兽欲，生物欲，社会旧俗的挤压下渐趋沉沦，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颤，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罩在外面的遮羞布，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这样一个中国现代人物”。
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他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国外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都感觉让人充满了恐惧，“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
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原“堕落”，他要做一个世俗里的“好人”。
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藏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振保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
但他仍戴者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
而这份恶毫无疑问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张爱玲通过深而不广的视野，去揭示了这个畸形扭曲的，又是习以为常的世界。
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作品的整体情调染上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清醒的失落感和没落感。
家是寒意彻骨的家，世界是弃儿们互噬求得一己生存的世界。
而振保正是这个世界的弃儿。
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的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由振保的形象影射了现实社会里许许多多个你，我，他。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
正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提醒着我们：所所有现金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腐朽文化和欲念对人的异化最悲观的展示莫过于《金锁记》。
曹七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富典型意义的人物。
她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奉一个与她毫无感情基础可言的残废男子，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的残缺不堪。
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
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整个的身心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她残酷的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
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
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说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
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
她在物欲的折磨下，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
”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颤，展示出了“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
（二）旧中国的女性，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
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婚恋家庭，笔调相对于男性作品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与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个性生活的环境，接受教育的情况及性格有关。
张爱玲承认这种局限，又不甘于这种框笼。
她选择“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还有一层必然性，那就是来自一种偏执的文学观念。
她说过“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
”基于上述的这种局限和对于人性的认识，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为男女间问题的噩梦所困，噩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避。
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但大量的“情爱”故事中却无法找到一个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健康的，正常的爱，情爱在游戏中进行，情与爱的结局指向虚无。
男女间虚伪，欺骗，整个世界也因此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肋骨”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
于是婚姻成了与爱无关的社会单位组成形式，严重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沉重的枷锁。
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的交往没有真情，玩着“爱情”的游戏。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
由于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恋，出现了范柳原，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
两个旧家庭，旧世界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个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味品，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
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雅的攻守战。
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却在无意中成全了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在文明毁灭的同时，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
尽管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少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
白流苏却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有点怅惘”。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囚禁金丝雀的牢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
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的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
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
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笼中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金锁记》中的长安，《花雕》中的川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男性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