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研究论文摘要：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思想和理论的引入，颠覆和改变传统中国几千年来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圈方式的行政伦理，对当下中国行政伦理形成巨大冲击和改变，为了梳理现代社会的行政伦理思想，结合中国本土化的行政思想，重新拾回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传统又符合现代时代气息的行政伦理。

公共行政伦理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意识、协调与利益整合、服务精神等伦理精神。

关键词：公共行政行政伦理组织和个人1.公共行政伦理的来源和涵义公共行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舶来词汇。

最早的文官出现在英国，叫做“宫廷的仆人”。

以“仆人”定位公务员，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之后，便有一个更需明晰的问题――在为主人服务的时候，需要秉承哪些服务理念，遵循哪些行为规范。

此时，行政伦理以一个职业伦理的形象展现出来。

与此同时，“为谁服务”的问题则体现出行政伦理的价值角度。

公共行政伦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主体为确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而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总体伦理准则和规范，以及所应确立和坚持的道德价值取向”。

[1]公共行政伦理体现的是一种行政精神，是公务行政中正义、奉献、责任、利他的精神和品德的具体表现。

公共行政的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它的核心内核为职业价值取向，最初出发点的层面上解决行为的动机和理想;更外一层表现为公务员的职业精神，如公仆精神，奉献精神，服从精神等;进一步外化为公务员职业道德修养;而具体到公务员的工作上表现为公务员某一职业行为。

因此，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最行动最根本的初始起点，同样，研究公共行政的初衷和行政理念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正如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所构成。

重要的是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因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做这件事情，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隐晦不明的动机去做它”。

2.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并非一种强制行约束规范，也不是伴随公共行政发展的社会历史性价值追求，而是从公共行政诞生伊始，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就天然内生于公共行政的本质。

公共行政的伦理品质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意识、协调与利益整合、服务精神等。

2.1公平正义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角度来看，公共性是指政府的公共所有的属性。

公民个体让渡一定的私人权利组成国家权利，因此，政府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就在于维护与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如哈贝马斯所所言：“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

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

[2] 因此，与以效率价值为导向的市场制度不同，政府终极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公平正义。

政府的权力运行中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理念。

由此也决定了，政府不仅要为人们表达公平正义的渴望提供广阔的渠道，而且要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

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公共性，就是要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

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一个由公众承认的政治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

”[3]继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后，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从此逻辑起点出发，在此之后，马克斯・韦伯精心打造的官僚理论在技术层面上将威尔逊的思想赋予更多的实践意义，使公共行政走向专业化、科学化，此后新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典型代表，将公共行政价值追求从片面追求效率变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

社会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是维持社会和谐团结的黏合剂，是保证社会信任的基石。

在传统公共行政中，经济和效率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而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公共行政理应考量的指标，社会公平正义是管理者的职责所在，是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2责任意识行政责任既是一种政治责任，又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西方威尔逊、古德诺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逻辑起点开始，政治与行政两分成为可能。

在公民让渡自己部门个人权利的同时，不仅授出权力，也赋予了责任。

行政人员必须明确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意味着公务人员必须按照授权者的意图来行使权力。

关于责任的论述，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写道“：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为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意义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整价值的食物一样。

”行政过程中，政府组织和单一公务人员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也表现为授权关系，公务人员拥有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作为行政个体的公务人员，客观方面要对上级、公众和法律负责，在主观方面要对责任有着明晰清醒的自我认知。

2.3协调与利益整合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者，在行使具体行政行为时难以厘清各个部门职责边界，部门利益与具体的行政事务运行过程中常常有所冲突。

处理职责边界容易产生摩擦、推诿等现象，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府部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及相应职能，进一步协调整合部门利益，政府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造就行政伦理公正、廉洁的价值基础。

2.4服务精神服务精神是公共行政的和本质要求，公民个人让渡部分权利组成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作为权力行使者的国家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服务人民的精神，诸如积极公仆意识、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等。

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组织应始终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公众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既服务好人民，又以榜样和楷模的形象展示于社会公众。

行政伦理包括组织制度层面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工作人员个人的行政伦理。

组织制度层面的行政伦理着眼于整个组织，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所说“社会基本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的影响十分深刻并且自始至终应该成为社会正义原则的最新适用对象。

而且，社会体系并不是超越人类控制的不可改变的体制，而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类型”。

因此，基于良善正义的制度是正当行政伦理得以存在的根本环境。

因此，作为政府组织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来确保公共组织的拥有正向的行政文化氛围，同时也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公民精神培养，使得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具备较高行政文化修养，实现政府负责任，公民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政府体制，建构中国的行政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1]曹望华.国内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综述[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1.[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3][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三联书店，2002.45摘要：行政诉讼制度不仅应当保证公民传统的公法权利在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不受减损，而且应当加强对新产生权利类型的保护。

行政诉讼法治基础的建立也应当建立在充分培养自身品质和民众广泛参与诉讼程序的基础之上。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审查范围的划分应以有利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为原则灵活设置，并赋予当事人灵活选择诉讼程序的权利。

行政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也要求行政诉讼更加注重与它们之间的衔接而不是分权。

关键词：公共行政改革;行政诉讼;功能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掀起了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并迅速向其他国家扩散，从而形成一股世界性改革浪潮，中国也参与其中。

至今已有30余年，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变化，从而，传统公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行政诉讼制度并不例外。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公共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制度内容更是没能回应当前形势的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现有行政诉讼制度并探讨其发展方向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

因此，探讨公共行政改革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影响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变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行政改革对行政诉讼制度影响的一般性分析公共行政改革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而从行政诉讼制度功能角度分析，[1]主要有以下方面：1.公民权利在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得以新的诠释，从而要求行政诉讼公民诉权理论的重构。

这场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不仅各种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私人也广泛参与到政府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其中包括从规则制定到具体事务的管理。

政府将大量的公共事务交付给私人组织管理，自己则采用更加间接和宏观的社会管理方式。

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 公共官员不再只扮演服务供给者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1]对于仍然保留的具体事务管理，政府也由传统的高权行政向以合作、协调、指导为特征的非强制性行政方式转变。

一些权力色彩较弱的新的行政方式，如指导、合同、激励、沟通等方式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主流。

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转变影响，公民权利的内容和形式随之发生变化。

首先，在政府将公共事务交由私人主体管理时，私人主体在实践中并非是依据传统公法原则行事，而是大量使用私法手段。

这就直接影响到第三者对某些公法权利的享有，如行政法对公共主体决策的要求，比如公开、公正、参与、一贯性、合理性和不偏私，等等。

[2]政府以合同出租方式将公共事务转包于市场主体，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的范围，也妨碍了民众与公共官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私有化有助于精简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却引发一般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参与权的丧失;其次，政府采用宏观和更加间接的方式管理社会，从而使得公民权利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更加间接化和抽象化，更加以分散的利益形式出现。

政府更多采用柔性执法的方式，从而对公民权利影响的方式也发生转变。

如何保证这些行为不以减损公民权利为代价实际上也对公民权利保障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公民参与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就需要他们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并具备更广阔、更长期的视野。

这也要求对行政过程中民众的参与权加以保障。

这种参与权包括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以及对其它公共行政主体监督评价的权利等。

公民权利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直接对行政诉讼的传统诉权理论提出挑战。

传统诉权是以保障公民“主观公权利”作为其核心内容。

而伴随要求对公民权利保护力度的加大，如何妥善处理传统领域公法权利受到减损问题，如何实现对公众分散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如何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均是行政诉讼制度需要直面的重大课题。

2.行政权合法性基础转变使得行政诉讼法治基础是固守传统还是重构的两难抉择。

作为这场改革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是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的，”[3]从而倡导将政府机构从关于人员、开销、工作方式等的限制性规定中解脱出来，更多的回应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