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很多学者在思考中国近百年来因落后而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寻求根本原因时，除了政治、经济等较直接的原因外，最终总是会落在科学这一要素上，更进一步的思索自然会注意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直至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处于前列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在近代导致科学的先进局面出现。
文化是思维的结晶，文化的差异最终代表着思维上的差异。
《易经》一直被推崇为中国文化的滥觞，上述问题的提出来，必然要引导人们思考在《易经》这一本土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影响。
人类的文明发展犹如一场马拉松比赛，各不同民族就如赛跑运动员，在漫长的赛途中你追我赶，在不同的时间段会分别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毕竟自始至终都处于领跑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近两三百年来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是由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综合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先进与落后是相比较而言，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与中国的落后，正是这一时间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国力的综合因素我消彼长的路段。
当然，这样整体地理解人类发展史并未妨碍进一步更深入地探寻，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崛起呢？最后也还是必然会落到自然科学这一主题上来。
问题的回答促使我们将目光落到两千多年前，那时候由于农业与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之成就，人类处于第一个社会繁荣高峰期，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上的活跃，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古印度古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齐头并进，虽然有着种种差异，整体上而言应当说东西方文明处于相同的高度，因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东西方文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从那时开始，两种文化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线，正是这种不同的路线把东西方各国引领到后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和发展局面。
形象化而言，这有如青藏高原上的雪水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流淌，最终形成了长江与黄河这样两条各具特色的江河。
虽然起点较接近，但可以说后来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露出了端倪，它表现在思维方法的本质上。
文化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变化和差异有多大，而人的思维从特征上讲不过就是三种：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思维。
分析逻辑思维可得知，它的主要基础是因果关系，有两类在严谨程度上不同的逻辑思维，其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我们所谓常识和生存经验中体现出的判断能力.其二就是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因而也更严密更精确的数理逻辑思维。
可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在数学几何学上的成就，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规律性被整理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逻辑学》，开创并引导西方人的思维以及文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线。
其在后来的文化上表现为数学思想的日益深化和系统性，并直接导致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种种辉煌成果。
由此而确立了自然科学体系并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
在认识大自然的方法上，这一思维体系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将一切事物进行分解。
人类所面对的物质世界被分门别类地解剖为许多细小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学科门类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不同尺度上物质世界的秘密被逐一得以揭示，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细节有了日益精确的了解。
因而正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才最终导致了后来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处于相同起点的古代中国文化选择了另一种发展路线.其在思维本质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正好就在于重点并不在将逻辑思维向更深的数理逻辑方面发展，而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能力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倾向性，在当时起点上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点差异，却导致了后来发展方向上的迥然不同。
有些人在看完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后，难免不会流露出一种遗憾，在论述世界数学发展史时，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偏激的人可能认为这表现出了作者的偏见或疏漏，其实不然。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几位天才的数学家，也有某些十分精彩的数学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星星点点地闪现出光芒，但客观地说，这些数学思想零星片断，缺少相互联系，并且从未构成一种学术整体上的连续性,可能正是这一点使作者在论述人类数学主体发展路线时忽略了中国人。
当自然数作为数学思想的基础，在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中确立后，古中国的学者并未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象西方人数代人相继那样在几何学、代数学方面去钻研，创造出函数、微积分学等连续而越来越深入的知识系统。
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这种单一而纯粹的发展倾向性。
他们始终将另外两种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结合在一起，运用它们整体地构建对整个大自然的认识。
这种认识更多注意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及相互的关联，而不是局部的细节。
因而在认识大自然时，其方法主要是整合的而非分解的。
数学思想不是纯粹而自成体系地发展，而是更多地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甚至于依附于哲学。
关于这一点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
第一，以从哪怕是现今的眼光来看也十分深奥复杂的数学技巧，把一切自然数都分成阴阳两类，编织成一个为预测目的而服务的卜筮成卦方法，即所谓的“大衍之数”的揲蓍求卦法。
这种“四营十八变”中的同余结构经专家学者研究分析，与现代数论中关于数的可除性的同余式理论相吻合，这种数学技巧也曾在古代历法上元积年的计算中得到运用。
第二，除了非常实际的预测目的之外，自然数更多地被运用到对宇宙的认识这种哲学理论中。
当然,就是预测活动本身也由这些哲学思想所指导。
对自然数的理解以一种哲学方式理论化，将它与天地人整个时空体系相联系，数抽象地包涵了天地万物，数能定万物之象。
数理哲学在著名的河图洛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最基本的十进制之数在认识功能上几乎达于极致,与我们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并且以代码的方式出现在这两种数阵格局当中。
理在数中，一切不可抗拒的事物之必然规律性被称为“天数”或“天理”。
古代被称之为“数术学”的种种关于数的思想渗透到音律、历法,气象、天文、气候、医学、地理各项学科之中，结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充满辩证统一思想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整体。
这一哲学体系表现出的长处在于认识事物时,始终保持一种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因而总是能体现出大体准确和完整。
若借用物理学术语，可以说总是在以一种‘场’的观点来看待世间一切，而不是在用由质与能体现的‘粒子’和‘波’的概念来研究物质世界。
有其长必有其短，最明显的不足是，正是由于总习惯于用整体的眼光看事物,而没能促进其运用种种分解的手段去量化剖析一切，因而对不同尺度上事物的结构、成分等具体细节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自然会表现出某种朦胧和不确定性而显得神秘。
在认识理论上，这种长与短与自然科学思维体系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
在自然科学思维体系中，物理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随着分科而学的趋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向纵深挺进，声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等学科日渐成熟而自成系统。
对大自然的观察与认识依靠工具的改进，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先进。
人类观察力在空间尺度上大大地扩展，并不断向更深的微观世界和更广的宏观世界延伸。
分科而学的专业分工方式，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种种细节有了具体而越来越精确的了解。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现代科学事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辩证地看问题，科学如此地成功和具有说服力，它的短处在哪里呢？每当科学在某一领域取得较大的突出成就时，就会有人出来以这一成就为基础来解释整个世界。
翻阅一下科技发展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识和成就使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在旋转运动，这样一种主流的科学性的解释（注意！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解释）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哥白尼出来才被突破，我们今天早已知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虽是对前者的突破，也是不完备欠准确的，已被更新的观察事实所推翻。
后来当热力学取得巨大成就时，同样，又有人出来运用这些成就解释宇宙，断言宇宙终有一天会‘热寂’或‘冷死’，很多科学家至今仍深信不疑。
事实上热力学的权威性学者对宇宙中的热最原始的来源也未曾有过最本质的思索和了解，就在用他们获取的局部的学科新知识去试图解释整个宇宙。
在自然科学体系内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科学家认识到比氢原子更复杂的原子核是在大质量恒星的爆炸力作用下聚合生成的，这样一种局部性学科认识马上被运用到宇宙理论上，由此一个称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得以流行，很多科学家试图用它来解答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疑问——宇宙是怎样产生的？自然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分解的方式在不同时空尺度上逐渐获得种种认识之后，在解释大自然而构建理论时，极易犯这样的错误，用对时空的局部认识去顶替时空的整体理论，以蠡测海或者说瞎子摸象这些成语中所指的以偏概全的毛病，在科学理论中比比皆是，可谓通病。
人类科技史明白显示,不同时期科学理论的缺陷和错误总是须要后人来补充或修正甚至于完全推翻。
那么科学怎么会进步的呢？回答是：依靠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科学精神的实质主要就在于批判。
科学从不树立什么神圣的权威，一切都可以批判，包括科学自身。
科学正是依靠对体系内自身的种种不完备或错误进行批判和纠正，以获得持续不断的进步。
在回忆近代哥白尼、加利略事件时，人们总是很容易以一种简单浅表的方式去理解，认为那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这样说又对又不完全对。
说对，因为那确实是当时科学与宗教（更严格地说是西方基督教）在认识宇宙上的一种对垒。
但今天的我们应对这一事件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所认识。
首先，哥白尼与加利略推翻的“地球中心说”，本质上是自然科学体系内的一种天体学说，因而这是科学自身的批判性否定。
科学与基督教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表现在教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框架，即：上帝创造了人和一切。
任何其他学说都只能为此大框架服务，基督教正是由于“地球中心说”对自己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有用，才从自然科学理论中欣然接受了它，拿来加以利用。
而科学从来不为自己设立什么固定不变的理论大框架，一切从事实出发，哪怕是自己体系内曾经建立过的任何理论都得接受时间与实证的检验。
这就是批判的精神。
可以说，有不有批判的精神正是科学与宗教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虽然存在这样的区别，但须特别指出的是，科学与宗教（当然，另外还有艺术）同属于人类的主体文化，是不同思维能力的结晶与外在表现，在根本上是不应该处于矛盾对立面的，当时与科学严重对立的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文化上的专制，这种专制是由拥有权势的教会来体现的。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正是专制而非宗教才是科学的死敌。
专制总是与权势形影不离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域，专制会由教会、政治集团或行会帮派等等拥有一定权势的实体组织来体现。
而不管由谁来体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并且总欲将其视为异端邪说的对方置于死地。
没有过于集中并被滥用的权势，就不会有专制。
试想当年基督教教会如果象东方佛教和道教那样不掌有世俗权势，也就不可能发生与科学的严重对抗。
对于历史上的专制，人们有切肤之痛的记忆，古代帝王的专制且不说，单就二十世纪，规模极大，影响极恶劣的中外专制对科学及一切文化的损害，就值得特别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