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内容提要：对西方媒介(本文皆略为“媒介”)地位和作用的探讨需要从将其看作单纯的“媒介”中走出来，将其置放到文化发展的生物圈中去考察。

如此我们看到，媒介除了给予我们信息和娱乐外，还在媒介着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当前的文化新殖民主义时期，媒介以其强大的话语权曾经并继续构造着殖民地主体。

有过被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需要从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非殖民化运动中走出来，在“新国家主义”的胸襟下，进行一番媒介的反话语“文化更新”的修辞运动，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发展从媒介角度找到新的思路。

一、实质：媒介帝国主义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现在的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介入生活的程度日渐深入。

媒介进入生活，已经是常识；当自信于自我思想独立性的人群意识到，自己一出口的东西都是媒介的产品或副产品的时候，媒介已经进入思想。

除却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各种质素外，它甚至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眼睛——代替你去观察，成为人们的大脑——代替你去思考。

尤其是当跨国媒体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一个问题愈加清晰地推到人们面前：究竟媒介在提供给我们信息和知识以及娱乐的同时，它们还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一句话，如何定性这些西方媒介?关于此问题，早期传播效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报纸上充斥的并非简单的战时简报性信息，而是双方敌对阵营如何为自我寻找合理和合法性以及如何弱化对方阵营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战。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稿总是带有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色调，它以信息的形式隐藏着某种思想，并同时隐藏着某种政治。

”而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

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

”早在1965年，非洲独立后的加纳第一任总统、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要代表，批评家恩克鲁玛(Nkrumah)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

”因此，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指出，“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

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

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

事实上，这些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像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

”而学者戴维·巴特勒则更是非常形象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媒介的实质，他说，“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

”[1]当传播学者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媒介所媒介的就是意识形态，那么，另外一系列问题马上就提出来，是谁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媒介是中性的还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争论。

认为现代媒介带来了民主如本雅明。

本雅明意识到了媒介的平等主义的推动力。

在他看来，“电影把艺术作品带给人民。

——在电影中，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

——媒介原则是这样的，即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而是处于可逆的位置，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艺术维护权威政治的主要手段之一。

——电影还提升了一些分析习惯——对本雅明而言，媒介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平等和解放。

”[2]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博士。

他在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中承认媒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认为媒介问题只不过是文化发展深层结构过程的外设(类似电脑的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等，服务于电脑，但为电脑的主机所操纵)，用汤林森的话来说，“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种种中介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

所以，我们不妨将媒介视作现代文化的…再现‟面，而且媒介占据了支配的地位。

”[3]也正是这种支配的地位，使得“媒介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因此也就是最为公众所熟知。

但也正是危险之处，由于媒介是那么触目可及，我们也就可能认为媒介的种种问题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殊不知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

”[4]而且，“文化的…亲身体验‟也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过程，也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存活经验：吃·、喝、工作、身强体健、性欲、时间流逝的感觉等。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评估…帝国主义者‟的媒介对于另一个文化所产生的诸般效果，最好不要只狭隘地从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观点看待，——更为适当的做法，很可能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是一个远较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

”[5]总结汤林森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媒介作为社会思想的“外设”只能是推动这个思想变动的诸多因素之一，媒介自身绝非在实践着是什么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如果不小心帮助、促成了什么帝国主义的话，媒介也是“无辜”的，因此，媒介是中性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我们需要透过现象、超越现象看到制造现象的机制。

既然汤林森博士把文化帝国主义放到了所谓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从文化变迁人手来分析媒介中性论中存在的悖论。

美国文化理论家伍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当环境的改变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就出现了。

”[6]而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则进一步把这种必要性概括为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出：“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

”[7]“正是知识的背景，支持着思想史的谲诡的风云变幻，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具有可理解的背景和土壤，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

”[8]两位学者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是环境的改变引发的刘·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呼唤，而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来源在于相对应的知识的储备。

而在这个知识储备的地位和信息的组织、发布方式对人们从教育机构获得的知识进行意识形态润色、重组；并且，媒介以其日新月异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还引导着受众对知识类型和方式的选择，而在这样的知识储备、变动过程中，媒介真的能做到把一切称得上有利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推动社会的知识不遗余力地推到人们认识的前台吗?这正如媒介不可能把每天发生的新闻都如实地报道给受众一样，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威斯康辛与马里兰大学客座教授约翰·费斯克认为，媒介似乎是随意性地被受众所消费的，不管是报纸、电视、网络还是其他媒介，对于受众来说具有充分的选择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似乎就天然不具有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受众的能力。

[9]但，事实上媒介的作用从来没有如此消极过，媒介的选择性报道以及议题设置功能已经为传播学者所认可。

费斯克的分析想更进一步指出的是，媒介所媒介的是优先意识形态，这个“优先意义由读者和文本共同产制，读者也由此与优势价值体系保持某种特定关系。

这就是意识形态。

”[10]并通过强化重复保存符号的价值和神话，“(符号)隐含的价值和迷思(myth，“神话”——笔者注)(应)是文化成员所共有的。

而这个共通性要得以延续、发扬，只有靠在传播中经常…露脸‟。

一个符号每露脸一次，其第二层次意义便能在文化使用者心中受强化一次。

……符号靠其使用者的使用才免于成为过时品；也难有靠使用者在传播中与符号的一唱一和，才能保存文化里的迷思(myth)和隐含的价值。

存在于符号与使用者、符号与迷思和隐含义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

”[11]因此，费斯克从媒介所外显的一般特征(即汤林森所谓的“外设”)人手，逐层深入地分析，揭示了媒介所媒介的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优势的或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经过预先设计的，并通过媒介的重复作用进入到人们的消极意识之中而成为习俗或惯例性思维方式，从而将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于无形。

而殖民主义最直接结果就是，前殖民宗主国的优势意识形态已经通过殖民这跨国界的行为扩散到殖民地和其他弱小国家和地区，并构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优势意识形态，构造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习俗或惯例性思维方式。

二、危害：媒介的话语殖民当我们把媒介置放到文化发展的整体链条中去的时候，媒介对社会文化心理的话语整合作用——话语殖民——也就凸显出来。

可以说，媒介帝国主义的实质即是媒介的话语殖民。

对“二战”期间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时宣传研究者注意到，“在当时那种大难将临的历史氛围中，成千上万的民众如痴如醉地聆听希特勒的演讲、歇斯底里地向纳粹党魁欢呼致意，宣传的效力便不由自主地被夸大了，许多事情都被归结为新闻媒介的影响，甚至连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也相信：没有广播，便没有希特勒。

”[12]于此，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和1993年相继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3】(Cultual and lmperialism)作了最详细和深刻的分析。

萨义德指出，包括“东方”本身都是欧洲人的发明。

围绕着这个“发明”，从古典东方学到近代东方学到当代东方学家[14]所作的，就是要“将有关东方的基本观念——其纵欲，其专制倾向，其怪异的思维，其不求精确的习性，其落后——凝固为独立的、牢不可破的连贯整体”，[15]并将这种成形的观念传承下去。

因此，萨义德发现，“——19世纪(西方——笔者注)作家中，——他们几乎原封未动地沿袭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

”[16]于是，西方文化即在殖民强势的推动下构造了有关西方意识形态的一切神话——包括强大、富有、自由、民主、文明等等，对应于此的，就是东方的——落后、贫穷、专制、野蛮等。

这些近乎权威性的意识不仅深入到普通的西方人内心，而且对东方人自身也日见其影响。

萨义德这样分析这种影响机制，“权威既不神秘也非自然形成。

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

[17]因此，他在1981年出版的《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18]即通过对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地谈了在构造、辐射和传播“东方一西方”、“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等二元对立时西方媒体所体现出的一致性。

当然，趋同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在主流媒介照射不到或决定视而不见的地方，形成从现实到意识的“边缘”地带。

于是，在一国内，这些“边缘”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国际范围内，这些“边缘”也就成了异域性的“他者”，成了被冷落、歧视、奴役的对象，至多是被一种“悲天悯人”所笼罩的“观众”，而被关照、观看、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