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学派发展——苏祖勤新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学派发展①苏祖勤（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界已经初现学派形成和分化的端倪。

这主要有：“中国特色学派”、“公共管理学派”、“…十‟字型学派”。

在未来若干年内，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派还会有一定的发展。

探讨行政管理学的学派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 行政管理学；学派；中国特色学派；公共管理学派；“十”字型学派[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1-0077－04 [收稿日期]2005-11-01[作者简介] 苏祖勤（1961-）男，湖北京山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学派，或称学术流派，是指在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因学术见解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者群体。

在这里，“学术见解差异”既可以是对学科基本问题的不同认知，也可以是对学科重要概念、研究框架或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旨趣。

学派是学术发展繁荣的结果和标志，又是学术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

探讨行政管理学学派问题，推动行政管理学学派发展，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水平。

一现状如果从1982年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算起[1]，行政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只有20多个春秋。

由于起步较晚，研究队伍的知识背景各异②，加上学科本身具有应用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因此一直缺少学术争鸣氛围，学者们也缺乏营造自己学派的意识。

应当承认，我国行政管理学界的学派分野，至今并不十分明显。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目前至少存在三个学术研究者群体初见学派的端倪：(一)中国特色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夏书章教授。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该学派强调学科的中国化，反对照抄照搬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

夏书章在其主编的《行政管理学》(1991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似集中在中国特色这一点上。

”“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学便都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对此，……我们不能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有意和无意地放松或轻忽，“同样要体现…坚持、补充、批判、澄清‟的精神，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增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研究成果，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澄清是非。

”据此，我们将该学派称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中国特色学派”。

其次，在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该学派亦有一以贯之的守望。

夏书章早年留学美国，曾经获得美国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首倡中国学术界恢复和重建行政管理学，特别强调行政管理学基本概念的中国化或者说中国特色。

实际上，在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之初，学科名称被定为“行政管理学”这个具有中国意味的称谓，即与夏老的主张有关。

众所周知，行政管理学最早出现在美国。

其英文“administration”或“Public administration”，直译为行政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比较恰当。

但由夏书章教授主编、于1985年5月出版的我国首部这个学科的教材，就是冠用“行政管理学”这个比较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名称[2]。

即使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学”等名称大有主宰学科话语权的今天，“行政管理学”一词仍然被人们承袭和沿用。

在恢复和重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过程中，夏书章等许多学者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论性文章，主要针对我国行政管理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培育行政管理学的中国特色。

2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都受益于夏老的鼓励、教导和指导，出版了几十部冠名为《行政管理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

许多年纪稍长的学者，如唐代望、刘怡昌、王乐夫等都受过夏老的影响，可以认为属于该学派。

（二）公共管理学派该学派以郭济等人为代表，是近年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界形成并有较大影响的学派。

2000年前后，一些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单位纷纷成立冠名为“公共管理学院（所）”、“公共管理学会”的教学或研究机构，一大批冠名《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专著和教材相继出版。

这些都与该学派的学术思潮大行其道相关。

首先，在学科名称上，该学派特别强调“公共”二字，如“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

郭济在其主编的《中国公共行政学》一书中指出：“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统一的独立学科”。

“关于…公共‟，有学者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1）和私人行政相区别。

（2）明确了行政活动的目的和性质。

（3）公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4）强调了行政活动的公共性。

”“由于…公共‟一词具有上述这些主要内容，因此，…公共行政‟一词本身的涵义要比…行政‟一词丰富得多。

”[3-1]刘熙瑞教授说得更直接：“按…政府推行政务‟这样的涵义来理解…行政‟概念，就蕴涵了一系列缺失。

它包括：第一，不能明确提示管理的目的，因而难以杜绝为私的成分；第二，公民参与与否不明确；第三，被管理的事务性质不明确，并没有强调必须是公共事务，因而难以界定管理的范围；第四，在行政中是否接受公民的制约，也没有明确提示出来，等等。

这就导致我们在使用…行政‟概念时存在多方面的遗憾”。

“为了突出民主，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采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概念，而尽量不用行政、行政管理的概念。

”[4]另外，该学派许多学者还主张用“治理”（Governance）取代“管理”或“统治”(Covernment)。

他们认为，传统的“管理”观念强调社会管理只有政府这个单一主体，而现代的“治理”观念则凸现社会治理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变为政府+社会中介组织（第三部门或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基层自治。

“管理”强调阶级统治和社会管制，“治理”则强调服务与合作。

其次，在指导思想上，该学派批判地吸收近几十年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

郭济主编的《中国公共行政学》一书反映了这一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理论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相伴而生。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成为指导西方乃至全球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的主导理论”[3-2]。

按照该学派学者的概括和总结，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一是提倡由官僚政治需要转变为顾客需要；二是反对政府的强制干预，倡导社会共同治理；三是鼓吹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四是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五是要求由重投入、重规章转移到重产出、重结果；六是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所强调的政治与行政分离和文官政治中立的思想，强调文官与政务官的互动和渗透……。

简言之，就是“崇尚市场力量、市场作用、市场机制。

它们所关注的焦点是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3-3]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管理学派中，以毛寿龙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组成的自觉的学术团体，可以称得上是该学派中的公共制度学派。

1990年代末，毛寿龙与一批学术同道创立“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简称“IAPP”）网站()，宣传“IAPP”研究成果。

总的来讲，IAPP理论框架由以下几个部件构成：人性假设理论、物品属性理论、制度设计和绩效评估理论等。

例如，制度分析把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认为人有追求权力的冲动、追求财富的冲动、追求良心的冲动、追求美及社会认同的冲动。

人的内心受到这几种类型的冲动及其组合所支配，并表现出一定的外在行为。

IAPP分析框架最大的特点是将制度分析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使用不同的分析维度。

IAPP评估制度绩效包括四个方面：（1）个人自由标准：确保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自由选择。

（2）契约标准：利益相关者有权参与。

（3）结果标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提高弱势群体的谈判地位。

（4）个人权利标准：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

这些标准并不完全等价。

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遵循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自由与权利：权利优先；契约与自由：自由优先；结果与自由：自由优先；结果与契约：契约优先；契约与权利：权利优先[5]。

可见，公共制度学派综合吸收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成果。

它的思想倾向与公共管理学派是相通的。

（三）“十”字型学派该学派以欧阳雄飞为代表。

因其在“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十”字型学科体系而得名[6]。

欧阳雄飞较早投身于我国的政治学及行政管理学研究。

在1980年代，他出版了多部行政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如《现代行政决策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版）、《通用行政管理学》（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等。

1987年，欧阳雄飞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发表“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系统阐述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在国内外行政管理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9年9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葛孚光主编的全国首部《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初探》专著，设专章介绍了欧阳雄飞提出的学科体系，称其为“我国至今最全面、最严密、最完整的学科体系”。

“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明确提出：“借鉴国内外行政科学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我国行政科学的理论体系呈现着…十‟字型网络结构，即日益形成以公共行政管理学为中心点，具有静态行政管理学和动态行政管理学、纵向行政管理学和横向行政管理学、广义（宏观）行政管理学和狭义（微观）行政管理学交织有序、协调开放的网络体系，可称之为…十‟字网络型行政管理学体系。

”在“我国行政管理学…十‟学科体系的回眸与展望”一文中，欧阳雄飞概括了“十”字型学科体系的特点：（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整合国内有关行政管理的理论资源，总结中国行政管理和机构改革的新鲜经验，走出自主创新理论的学术道路。

（2）由我国行政管理学分科化、层级化和综合化而形成的学科群，集中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机构改革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的强烈需求。

（3）“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探索和揭示国家宏观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和微观行政管理的特殊规律。

（4）“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是僵化和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型理论体系。

它既面向现实世界，总结、概括行政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之升华为科学理论；又面向理论世界，吸收、综合有关学科的理论创新成果，使之更加完善。

（5）在20年学科成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结构合理、门类齐全、与时俱进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7]。

可见，“十”字型学派的思想倾向与中国特色学派大体一致，在学科体系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