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哲学思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
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文化的复兴为支撑;而文化的复兴,又必然以鲜明的民族性为表征。
一、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确证回眸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潮,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颉颃、交错迭代、争持消涨,不管是有序的激进,还是有效的保守,都既在不断疏离传统,又在不断洄游;既重创造,又重守成;既有现代化情结和历史挫折感交织的情绪,又有对民族和传承的温情和敬意。
激进与保守就犹如一对相依相伴的孪生子,彰显着中国文化自我变革与自我认同的精神面貌。
文化激进主义,顾名思义,即是指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或是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
文化激进主义的生成是近代中国变革运动演化的产物,如果追根疏源,它应该端起于晚清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潮,“中体西用”本是当时为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生,然而诛心而论,“中体西用”的语中深意与其说是守中学而暂权变,毋宁说实为开西学而创新局,直接导致几千年来讲究“体用不二”的儒学威权沦丧。
随着变革的日趋激烈,维新派知识分子索性突破了这层樊篱,反孔之说日盛,至五四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蔚然成风,陈独秀、鲁迅、胡适争相鼓吹,自由与科学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口号,彻底决裂于传统成为时尚。
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保守势力的顽固、现代化进程的迟滞、政治运动的连绵,构成了滋生文化激进主义的深厚土壤,至文革,至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可以听到文化激进主义的主题一再重现和回响。
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定义,论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对文化保守主义作了如下界定: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承接新文化的主体,肯定中国文化历史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意义;强调科学与人生价值的分列,崇尚心力、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对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怀疑乃至排斥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强调传统的以群体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物质文明处于落后的状态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出道德至上、人格至尊的精神。
同时,很多学者指出,在清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当时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必然带有民族主义的浓重色彩,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还纠缠着本土与外来的问题。
认清这一点,对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不无裨益。
清末,直接承继中华学术传统而奠定文化保守主义根基的开山人物是章太炎,此后钱穆、王国维、陈寅恪走出一条以治史来辨种性的史学路子,其方法是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还原于史实,树立国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而梁漱溟、熊十力及港台新儒家走出一条以哲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理”)来“返本开新”的哲学路子,其方法是通过价值判断来挖掘中华文化深刻的精神内涵,树立国民的自我身份认同。
或者史学、或者哲学,都是维护传统文化的重镇,即便是盛极一时的央视“百家讲坛”,也没有跳出这古今皆然的方便法门。
百年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纷争,各领风骚数十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下的中国文化领域,俨然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
特别是在2004年,以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与《原道》十周年纪念为三大标志性事件,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高调抬头,卷土重来,且在学界、民间以及官方均有所显现和表达,学界的国学热、民间的私塾热和官方的祭祀热交相辉映,文化保守主义终于走向了光谱的中央,占领了文化激进主义盘踞已久的地位,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迅速完成自我整合和自觉站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理论阐述,宣扬自己及本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征,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传承在当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存在和发展。
这样一来,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阀来认识这一思潮,就成为当代中国思想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
二、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鸟瞰哲学讲究“正——反——合”,如果说清末以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反传统、积极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的话,那么今天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则是“正”“反”之后的“合”,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现状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内因。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都不是体、不是本,而是用、是末,只有文化是体、是本;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文化总要或先或后地充当发言人的角色。
当新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发展却不容乐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有的人盲目崇拜、积极吹捧西方价值观,热衷于西方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陌生、隔膜甚至轻视;有的人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日益荒芜,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感到困惑和迷茫,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各逞意气和各图私利变得理所当然。
人们开始日益反思,并进行自我拷问,传统文化中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理想人格的道德优势一下子成为全社会最需要了解最需要获得的东西,因为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外因。
在中国现状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可能出现这场文化大潮的。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文件,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建濒临崩溃的道德和价值观,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如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4年3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2005年6月,中宣部等部门颁布《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
这些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客观上有力地引导和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
同时,中央政府调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放弃长期以来敌视传统文化的立场,并逐步接受乃至推崇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祭祀孔子,而且规格一年比一年高。
到2007年,主持祭孔的单位已经由县级市升格为山东省政府和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
自2002年开始,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在海外开设语言推广机构,向国外输出中国文化,2004年3月,海外语言推广机构被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
截至2008年12月,已建立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
政府还利用自己的控制力,展开持续的、大规模的、高规格的宣传活动。
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设《百家讲坛》栏目,相继推出《于丹〈论语〉心得》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讲座,在社会上掀起了“论语热”等高潮。
2006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连续播出了由中央文明办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电视片《我们的节日》,详细解读了我国的传统节日。
对于民间的学术活动,政府也积极引导、鼓励并给予支持。
民间祭孔、蒋庆及其阳明精舍、王财贵宣扬儿童读经的演讲、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等,都离不开各级政府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三、文化保守主义要理清的几对关系做一个历史的假设,假如我们全盘西化,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在引进西方文明观念和价值体系时就必然会发现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即便是西方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缺乏对峙和冲突,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英法理性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等等,几千年持续下来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纵然是极端对立的思想流派,也不一定存在你死我活的必然,而是可以相向相生,并行不悖。
一是要理清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关系。
社会文化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个动态的概念,文化进化不是一个忽左忽右的癫狂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保守与激进、创新与守成,是文化进化的两大辩证统一的特性,从理论上来说,两者理应构成良性互动、相反相成的张力。
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和代表性人物,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排他性的文化先例,有的只是消化外来文明如佛学的成功经验,所以,中国的保守传统对于新事物总是会采取谨慎理智的态度,而不会刻板地敬而远之;同样,文化激进的全盘否定的思想,企图断裂传承而再创未来,到头来也必然是一厢情愿的过眼烟云,不可能在中国大地泛起多少涟漪,“即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也许,换一个角度来说,激进与保守身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分歧或许只是一个量上的不同,而未必是一个质上的不同。
二是要理清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关系。
承前所言,保守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对原有的发展,这也正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最大区别。
所谓文化复古主义,见文知义,就是要固守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用“传统”反对“现代化”。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诟病最终的关节点要落在文化复古主义上,因为对保守与复古的区分不清,所以质疑保守最终会走向复古。
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建立在温情和传承上,是建立在理性的扬弃上,是建立在发展上,而不是建立在盲目推崇和顿首跪拜上。
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是要理清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工具主义的关系。
所谓文化工具主义,就是在一些人那里(也包括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不是发自内心情感深处的生命体验,不是安身立命的认同对象,更与根源感、家园感和归属感无关;文化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有效工具。
在文化工具主义者眼中,文化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工具的效用;不求文化内在价值的高低,只看是否有用;对于文化的偏爱、选择、推崇,不是发自本心、见心明性,而是一种具体的策略、应时的方法。
在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人为地把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文化激进主义)摆到台前,事后马上束之高阁;或者希望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影响,达到其其他目的,或者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总之存在着强烈的目的指向,这些都是文化工具主义者的伎俩(尽管没有人会承认)。
推崇文化保守也好,激进也好,对于文化的热爱,最好的表现莫过于远离利益纠葛,就文化而谈文化,还文化一片净土。
【参考文献】:[1]郑大华,贾小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2005(4).[2]朱大可.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信息时报,2008-04-20.[3]欧阳哲生.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述评.求索,1990(l).[4]康晓光.当代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研究.儒家邮报第85期/data/2009/0126/article_4588.htm.[5]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65.[6]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55. 注释:①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资助经费青年专项课题.项目编号:0808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