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浅析中国近代史（1911-1921）第一节辛亥革命的“侥幸”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

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

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①而在世界的东方，小国寡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逐渐带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色，这也使得其必须通过军事侵略实现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老气横陈的中国是日本最合适的战略目标。

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战略野心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正是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是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清政府无疑是直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之物”。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每一场群众运动的爆发无疑都在摧毁清政府本已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

辛亥革命本身就兼具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以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风险性的，其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是带有侥幸成分的。

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算很出色且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度，要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以往的历史结论来看，四川的保路运动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保路运动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首先进行。

然而保路运动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清政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方面与列强的侵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本身的挥霍无度有关。

恰如亚当·斯密所言，“就尊严一点而言，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于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

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然是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的。

”②这也是人民急于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原因，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列强的侵略。

慈禧的纸醉金迷不仅葬送了北洋水师，更让中国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而清政府自身无力填补国库的空虚，只好“先把猪养肥，再杀猪吃肉”了，所以铁路民营化到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转变，催生了保路运动，而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又使清政府不得不紧急抽调湖北新军，诚如后人所做结论，湖北的兵力空虚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保路运动所暴露出的清政府的持续腐朽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增添了必要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1900年到1911年之间爆发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总称。

在这个维度上，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却是历史的偶然。

就当时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汉口并非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当然，如果以GDP之类的指标来衡量，汉口的经济总量的确是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至于作为湖北省府所在的武昌，其政治氛围也并不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恰恰是因为突发事件提前进行的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

这应当是历史的偶然史学界都认为清朝的覆灭是大势所趋，不过这并不能印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南北军力差距，辛亥革命的胜利确有其“侥幸”的一面。

或者说，比较客观的结论应该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基于历史必然的一个偶然。

第二节从南北议和到袁世凯复辟南北议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伍廷芳和唐绍仪都是北洋派重臣，但在南北议和中，他们竟代表着南北双方，与其说南北议和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交锋，倒不如说是北洋派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游戏。

袁世凯被作为政治筹码加入到了南北议和的斗争中，其结果是世人皆知的。

在《建党伟业》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如孙中山的袁世凯能够当总统时，毛泽东的回答颇具说服力：“因为他手里有枪呗。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谈谈“后溥仪时代”王室贵族的生存状态了。

对于清政府而言，南北议和中的政治筹码并非只有袁世凯，他们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但并不愿意放弃皇室的尊严，至于皇室尊严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已经在《国富论》中论述过了。

如果革命军仅仅同意袁世凯当大总统，清政府也是不可能同意“退位让贤”的。

在《清宣统政纪》里，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有如下记载③：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

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病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清皇室享有的优待不亚于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英国王室，而中华民国在制度上却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蓝本，这也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清皇室的养尊处优对民国的最大负面影响并不在于经济或外交方面，而在于思想文化方面。

对于许多并不愿意步入共和政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们会认为皇室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这为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奠定了思想基础。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位后对民国的宪法和议会还是很尊重的，只是因为民国政权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尤其是北洋派势力巨大，错综复杂，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发展缓慢，才最终使得袁世凯“先选总统，再立宪法”，“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上演“复辟闹剧”，接受“二十一条”，直至“在绝望中死去”。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袁世凯宣布复辟，这期间国内的政治环境应该说是相对稳定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期间爆发的新文化运动虽是直指袁世凯，但也是以文化革新为主。

所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定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事实证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不断爆发战争，政治形势大不如前，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缺乏一个像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

这是中国历史最具特色的一点——但凡国家出现分裂局面，都是因为缺少一个有魄力的“独裁者”，一旦权力被分配，国家就会陷入动乱。

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十六国亦如此，五代十国依旧如此。

所以，袁世凯复辟，除了个人野心所代表的历史偶然，也有一定历史必然。

第三节军阀割据的大乱世时代袁世凯死后不久，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就不断激化，当然，这两个人都只是棋子，真正在博弈的是日本和美国。

府院之争是最能反映当时中国所有政治丑相的闹剧，无论是张勋、康有为，还是段祺瑞、黎元洪，他们都不是“共和派”，对权力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皇权思想的回潮使得他们不可能如孙中山所愿积极维护共和政体。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政治影响最大的并非是经济，而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思想，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动荡，但意识形态的保守与腐朽则直接导致了中国连形式上的共和政体都不可能实现。

在军阀割据时期，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曹锟和冯国璋的直系、陆荣廷的桂系、唐继尧的滇系是最大的五个军阀集团。

这五个集团分别受日本或英美的支持。

所以，在抗战爆发前，真正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是日本和英美。

随着日本全面扩张，英美在华势力范围逐渐收缩，日本的嚣张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

然而北洋政府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决定了其不可能全面反击，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与日本签订的“亡国条约”更是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之典例。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已经被列强完全控制。

军阀割据也绝不仅仅是权力争夺所致，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必须在上层建筑的问题上有更多新的想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第四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借鉴意义是无人知晓的。

不过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嗅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得五四运动有了爆发的外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起到了先锋的作用，然而其社会影响力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单靠学生是无法实现五四运动的预期目标的。

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来看，工商业从业者才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徐世昌在五四运动重心转移到上海后会立即示弱的最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使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绝签字，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虽然上海的工商业从业者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但不得不说，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北京学术界是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核心力量。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显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真正引发俄国十月革命、法国巴黎和会、中国五四运动的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再分配争端，简单的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四大帝国，其中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中国山东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俄罗斯帝国的倾覆则是沙皇出师不利引发十月革命的结果，而这两件事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所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不单单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更与世界大环境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催生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五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能很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开展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