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姓名：杨瞻菲学号：S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一、作者简介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代表作品有《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等等。

李泽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性人文思索，包括理性的政治思索，理性的哲学思索，理性的伦理思索，理性的大文化思索。

他最宝贵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

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另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

二、主要内容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部精神。

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

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步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下面主要介绍书中儒家学派中孔子的思想。

（1）孔子所维护的周礼，本是周公所建立的氏族贵族的规范化制度，其中包含着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

古典文献与现代民俗学可相互印证这一点。

（2）但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

必将消失的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意识却构成了孔学的中心。

（3）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为汉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

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4）“仁”的四个层面；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

四因素的相互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是“实践（用）理性”。

（5）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

（6）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不需要外在神灵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达到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

（7）孔子仁学对中国民族长久而巨大的影响和它的优缺点。

在李泽厚先生的这本书中，儒家思想所占篇幅最大，可见儒家思想在传统思想之中的地位。

总的来说，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仅局限在思想学说领域，而是全面体现在社会结构、政治架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等层次。

李先生将之称作“文化——心理结构”。

若要对儒家思想做一深究，则绕不开对孔子的研究。

李先生的这篇探讨孔子思想的文章，分为四个层次。

以“礼”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孔子思想中“仁”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的学说进行反思及评价。

李先生认为，“所谓‘周礼’，其特征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拓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

”在春秋这个激荡的年代，“孔子主张维护‘礼’的统治秩序、反对‘政’‘刑’外，在经济上，他主张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免破坏原有的氏族制度和统治体系。

”对孔子思想之中维护周礼的部分，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维护周礼，是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但他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要求保持、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

”之后，又论及孔子学说之中的“仁”，其认为“仁”可分为四个层次，即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将实践理性作为一以贯之的要素加以阐述。

李先生认为“仁”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或恢复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

“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一个基础含义。

‘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

”15孔子学说的思路主要是将外作的“礼”划归于内在的“仁”，通过对内在“仁”的追溯达到对外在“礼”的恢复，而所利用的工具就是“君子”这一角色。

“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实际上就是把复兴的‘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

”这里就需要强调个人的主观性。

君子通过自我修身，达到个人与自我内心，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天下之间的良性互动，类似于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所谓的“同类意识圈”，这种同类意识圈的延伸需要个人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同时，这也与其学说的强烈的实用理性分不开，李泽厚先生将其视为“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重要的民族特征。

”下对一些几个问题加以阐释与反思。

第一，儒家与宗教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即儒家在理论演进的过程中为何竟未变成宗教。

其观点认为“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李泽厚先生的这段话意在凸显孔子学说中现实主义的视角。

正因如此，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尽基于现实，用于现实，化为现实，一切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如钱穆所言，“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之上，孔子则认为须先懂得奉事人，才能讲奉使鬼。

这一态度，使孔子不能成一宗教主，也是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

”摆脱来世轮回的观点，注重现世。

主张积极融入现下的生活，将自己的诉求通过自我努力加以实现，而并非将之诉诸于来世，这就是使儒家区别于宗教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这也是孔子所积淀的“实用理性”在发挥作用。

“不需要外在的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却依然可以拯救世界和自我完成。

不言弃人世，也不自我屈辱。

”在自我完成中，对现世的种种进行合理规制或以自身的方式进行重组。

另一个层面上，从学说自身的角度而论，儒家学说具有较强的包容性，通过对外界刺激的一种被动适应，以达到对自身形态的调整。

儒家学说在创设之后存在着发展的问题，而儒家学说的发展是依着一定的路径进行的。

这种路径我称其为同心圆式的扩展22。

梁启超认为：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的推广，依赖于同类意识圈的扩大。

随着这个“意识圈”逐步扩大，其所吸纳之物渐多，其的维系必促使其包容吸纳之物，故其圈子越大其包容性愈强。

“同类意识，只有日求扩大，而断不容奖历此意识之隔断及缩小以为吉祥善事。

”故儒家能够包容宗教多元第二，对孔子“实用理性”思想的反思。

毫无疑问，“实用理性”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处在“一以贯之”的地位，其赋予孔子思想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其避免走神秘化，内聚化的宗教路线，而是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迎接现世的挑战。

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思想之后所历经的沿革中，孔子思想之中的“实用理性”精神愈发地脱离时代的诉求，逐步成为阻碍传统社会在历史时代后期主动迎接挑战，做出积极回应的消极力量。

为何这种贯通儒家学说，并保持其延绵不绝生命力的思想在日后成为阻碍传统社会向新兴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传统国家及社会在近代面临的种种危机绝非仅仅由于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而是传统社会当中的矛盾缓慢集聚，直到总爆发的过程。

列强的武装侵略仅作为一个导火索，并非是阻碍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主要因素。

之上所提及的这种矛盾的集聚，与儒家学说内部的固化因素有关。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从儒家学说中更为细微的地方着手。

我认为，在这些固化因素中，孔子开创的实用理性精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第一，重实际，轻理论。

儒家强调的“知”不是思辨理性的“知”，而是实践理性的“知”。

儒家思想架设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上，不管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都及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的改良。

从宏观层面上讲，农业社会的特征具体概括为是重农抑商的，是倾向于自己自足的。

正因如此，基于小农经济上的自然学科的发展更倾向于对小农业及小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并不需要对某些与生产无关的现象过多的加以研究及引申，致使理论性的思辨理性严重缺乏；第二，具有浓重的保守气息。

李泽厚先生在文中提到：“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

他之所以是有机整体，是由于它在这些因素的彼此牵制、作用中得到相互均衡、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并具有某种封闭性，经常排斥外在的干扰或破坏。

”实用理性精神作为一种关键力量，是儒家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重要维系力量。

虽然实用理性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对外界挑战产生有效回馈，并对其加以融合，化为自我所有。

然而，我认为其缺乏必要的主动性。

这与当下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应当积极地走出去，融入世界体系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感。

主动性的缺失，导致传统社会内部无法主动地形成在理论意义上的创新，也就在面对急速变化的外部力量冲击的境况中毫无建树。

而这种主动性的缺失,在我看来,是儒家被动实用主义保守性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