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战是由1915年《新青年》创立而开始的一场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论战。

它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中西文化的冲击以及爱国人士要求从思想方面改变中国固有之传统的争论，却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代表性阶段。

这场论战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的觉醒和发展。

首先，论战经历了由认知单一走向多面评价的阶段。

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站在东方固有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边。

但由今天来看，二者都没有全面地为当时文化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

故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有人提出了“中西调和论”，不能仅认为这种想法是中立的，此论具有了客观，公正的意义。

它既避免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认识不全面，也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文化传统。

其二，论战随战争的发展而起伏变化。

但随此更为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

甚至有许多人产生了向东方文明靠拢，寻求东方文明解救的想法。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西文化论战的焦点已不仅限于文学文化，而是深入到了国家制度，进入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传统之下所诞生的文化互相探索，融合，交流的阶段。

也是近代史思想上的一次碰撞。

最后，中西文化论战虽没有定论。

但却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落之时的思想主张，也告诉了我们无论何时，因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产生的思想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可以引起社会改变的途径，这场文化论战本源于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其结果却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开化，思想的解放和诸多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碰撞，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争鸣的高峰。

一言陈之——文化的碰撞，融合，变革，争论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影响之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新文化的主张者们如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主张全盘西化。

梁启超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精神上优于西洋文化，就其终极发展而言，也无悖于现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将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有系统有理论地维护了儒家文化。

而瞿秋白等主张中国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杜亚泉等保守派站在对立面加以反对，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

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

杜亚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

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上述的激烈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而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宣传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