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降，我国的翻译家中很少有人能像傅雷一样拥有一代又一代广大而忠实的读者，很少有人能像傅雷一样在译界以外具有重要影响。

傅雷先生的译事活动使他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他的译著在我国浩瀚的译林中树立起一座翻译文学的丰碑。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柳鸣九说：傅雷是“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虽然也曾遇见过挑战与叫板，但至今仍坚如磐石”[1]。

今天我们谈论傅雷，主要是为了探寻他登上翻译文学艺术高峰的路径，探讨其翻译艺术对我们今天翻译活动的意义和启示。

鉴于现代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再创造的过程，研究领域扩大到此前的文本选择与准备和此后的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本文将从上述三个阶段来探讨傅雷的翻译活动在今天的意义。

一从文本的选择与准备阶段看，傅雷的翻译活动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选择原作坚持有所不为。

傅雷说过，“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

”[2]抱着这种主张，傅雷对即便在中国很受读者欢迎的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也“不想接受”，因为“没有多大缘分”；对莫泊桑也“觉得不对劲”，有点“怪腻儿”。

面对种种经典，傅雷从不放弃自己的选择标准。

他所选择的是与自己一见如故的作家，如罗曼·罗兰，因为傅雷自己也说，他和罗兰两人“个人气质相近”，还因为他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的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傅雷翻译实践的成功路径及其意义宋学智许钧内容提要选择原作过程中坚持有所不为，做到选择的目光与翻译的目的统一；翻译原作过程中保持严肃求真的姿态、注重感情的投入和匠心的运用；以“先为艺术家、再为文学家、终为翻译家”为攀登翻译文学高峰的路径；把儒家精神中的执著进取与道家思想中的推崇天然之美完好地结合在翻译实践中。

以上是傅雷的翻译实践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傅雷对今天的翻译活动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傅雷翻译意义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10097许钧，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10093的精神人格，与其同样纯真同样赤诚的心灵，所以他才能洞入作者的创作意境，参透作者的思想灵魂，与作者神通共鸣，“虽无缘拜识罗兰尊颜，实未误解罗兰之意”，因而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与傅雷相见恨晚的作家，则如巴尔扎克。

傅雷译过巴氏的几部作品后说：“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

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3]从《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译可以说明，傅雷确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代言人。

上述傅雷的选择活动似乎在告诉我们，选取适于自己的作者，放弃不适于自己的作者，应是翻译实践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傅雷在给罗新璋的信中曾建议，“最好选个人最喜欢”的原作，这样“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4]。

这是经验之谈：译者选择了与自己的个性相投的作者，就可以用自己的风格更好地彰显作者的风格，达到成功传达原作风格的效果；译者领悟越深，就越能与作者心心相印，就越能走进作者的艺术世界，体味其独特的风格个性，触及其作品中的艺术生命。

第二，坚持选择的目光与翻译的目的统一。

傅雷对原作本身的精神和价值非常注重，并且选择原作的动机纯正，目的明确。

傅雷选译外国作品，用他的话说，“岂止贩卖智识而已”，他更希望传递的是西方进步的人文精神和优秀的文化遗产。

他前期主要选择了罗曼·罗兰，翻译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希望传递西方“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5]，翻译《巨人三传》，希望“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6]，给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打开窗子”，让民众也“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他后期主要选取了巴尔扎克，但从包含了九十四部作品的庞大的《人间喜剧》里，仅仅挑选出那些“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要“把顶好的译过来”[7]，作为西方社会制度的一面面镜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大壁画”。

第三，傅雷下笔之前必经过认真准备，决不率尔操觚。

他强调指出：“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对喜欢的作品不精读四遍五遍，对原作意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决不动笔。

因为只有“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

傅雷说：“假如认为翻译可以无须准备酝酿，那是把翻译劳动的实质看得太简单了。

”[8]二从文本再创造的阶段看，在傅雷具体动笔的过程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傅雷对文字总是从艺术的高度再三推敲、百般锤炼。

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也是语言的艺术，“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

文学翻译能否传达原作的“神韵”，最终还是落实到字句上。

要做到字句精当、传神，决不是信手可以拈来的，而是“煞费苦心”的结果。

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傅雷也说过类似的感慨：“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闷”[9]，“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

”[10]二，傅雷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他的翻译速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迅速。

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谈到，翻译三十万字的《贝姨》花了七个半月，前后总要八个半月。

对此林按：“以傅雷的经验和修养，每日平均也只不过译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字，可见翻译是快不来的。

”[11]也就是说，要尊重规律，不要急于求成。

傅雷认为：“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12]，“功夫用得不够，没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13]三，翻译文学精品是一遍一遍地修改出来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像傅雷所说：“《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重译之后早已誊好，而在重读一遍时又要大改特改”；“《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

可见，“翻译工作要做好，必须一改再改三四改。

”[14]《约翰·克利斯朵夫》解放前就翻译出版了，解放后又重译出版；《高老头》重译过两次，一次比一次精彩。

《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高老头》重译之后，译文风格更加显得浑成。

以上这些环节或步骤，反映了傅雷一贯的翻译作风，就是追求尽可能的完美，追求原文风格的精妙的传达。

其实，以上三点只是我们从通常的意义上去认识一个翻译名家。

作为一名旷世的译坛巨匠，在他的翻译活动的影响力、艺术力和生命力背后，是他对翻译艺术的求真、热爱。

第一，严肃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

主要表现就是对“真”的价值坚守：一是从事艺术的态度真，坚守“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二是实践过程中对真的追求。

为了求“真”，傅雷“隐遁于精神境域”，甘于赤子的孤独和寂寞，凝神壹志，潜心翻译，与那种“对内容只懂些皮毛，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15]的不求甚解的浮躁译风，形成鲜明反差。

第二，对译作抱有热烈的情感甚至可以说火热的激情。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染读者，不仅在于其“真”，还在于其“情”。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投入情感，就不能有效地打动读者，同样，译者在理解与表达的翻译过程中不投入情感，也不会有效地征服读者。

傅雷对傅聪叮嘱过：“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

”[16]用到翻译实践中就是说，光有好的水平而没有感情的投入，不可能有好的翻译；但仅仅投入一般的感情也只能得到一般的译品。

所以，翻译要想出成绩，还需要热烈的感情深入作品才行[17]。

正因为傅雷翻译罗曼·罗兰作品时“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18]，《约翰·克利斯朵夫》才能让今天的读者仍然“见识到文学中的巨大激情，震动人心”[19]。

第三，翻译一部文学作品不仅需要译者的“真”和“情”，还需要译者去用“心”。

黑格尔说过：“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

”[20]文学翻译活动不单单是靠译者的大脑和思维去解决语际符号转换的问题，还需要译者的匠心，因为文学语言不但是艺术化的语言，还是心灵化的语言，不经过心灵的语言很难触动读者的心灵。

从作者来说，文学是心灵的倾诉和呼喊，从读者来说，文学是心灵的聆听和回应。

作为一个译者，就要认清自己在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中所起的作用。

只有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的交流，灵魂的碰撞，用心去感受原作，领会原作，才能创造出译者与作者视界融合的美妙意境，最终生成能够赢得“许多心灵的朋友”的翻译经典。

所以在文本再创造的阶段，我们更想说的是，译者的双语水平和文学修养乃至翻译知识技巧是形成优秀翻译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能构成充分条件，它们只是译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功，而翻译主体的意识自觉如严肃求真的姿态，热烈的情感和心的倾注同样不可或缺。

当浮躁的心态和急躁的心情已经变成今天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时候，傅雷先生的主体性意识自觉显得弥足珍贵。

正因为傅雷在翻译实践中，一能执著于“真”，倾心倾力，从不苟且；二能用“情”去深入作品，用热情融化作品；三能用“心”去感应作品，用心灵与作者沟通，他笔下的译文才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穿透力乃至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三从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看，傅雷的译著受到我国读者普遍和持久的青睐。

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柳鸣九1993年说过：“在中国，凡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

”[21]确实，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广大读者尤其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影响，从它的普遍性、深刻性和持久性来说，超过其他的外国文学译品。

从1937年傅雷的第一个译本问世，《约翰·克利斯朵夫》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忠实的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积极进取的人们。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感受到从这部翻译文学经典发出的自始至终回荡在读者心海的强音：“罗曼·罗兰的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阅读过，但许多情节都淡忘了。

可书中开头的‘江声浩荡’四个字仍镌刻在心中。

这四个字有一种气势，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书中的气势相吻合。

……它像铀矿一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阅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

”[22]可以说，“江声浩荡”已经成为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重要符号，穿越了历史与永恒，浓缩了洋洋百万余言所表现的激情与活力、气势与气度、精神与灵魂、艺术与风骚。

考察傅雷翻译研究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揭示傅雷及其作品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第一，“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23]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