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研究（教案）尊敬的各位学员，上午好。

能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公共物品的供给。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一个案例：荆州长江大桥路灯为何不亮（根据荆州新闻网有关报道整理）2002年10月,荆州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圆两岸人民的千年梦想。

作为荆州的地标性建筑及荆州市的“南大门”,雄伟而壮观的荆州长江大桥都是荆州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可遗憾的是,大桥建成八年来,除了国庆、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外,平时的长江大桥每到夜晚都只亮灯一会儿,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漆黑一片,过往车辆只能摸黑过桥,非常不方便,也大大影响了荆州的城市形象,市民对此反映多多。

据了解，荆州长江大桥上的路灯管理并非是荆州市路灯管理局履行,而是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在负责。

按照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自己的说法,该局虽然是一家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的却是企业化的管理。

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党委委员、分管费收及路灯监控的喻建忠告诉记者,大桥自建成以来,电价一直按0.9250元每度收取,实在太高了。

按理说,大桥路灯、景观灯用电属城市公用事业用电,也应和城区其它路灯一样,享有财政补贴,如此实际电价就只需1毛多钱每度。

近几年来,为大桥亮灯的问题,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曾向市政府打过多次报告,在历年的两会上,也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过多次建议,有的还形成议案和提案,但一直没能解决问题,症结即在于高电价产生的高电费,而这要由该局自身全部消化,他们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为电价的事情,他们和电力部门协调过不知多少次,但解决不了问题。

而来自我市电力部门的说法称,他们完全是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收取电费,不可能违反规定给大桥搞特殊。

喻建忠表示,现阶段要让大桥亮起来,必须要降低实际电价,这要么电力部门给予特殊关照,要么市里出台相关政策,否则按大桥局现有这么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状况下,是无法让长江大桥整晚亮起来的。

怎样才能让荆州长江大桥整晚都亮起来呢？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

因此，对公共物品的研究便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公共物品，我想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大家作个交流。

1、公共物品的涵义与类型2、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3、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一、公共物品的涵义与类型请大家用30秒的时间想想，你所认为的公共物品有哪些？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物品都是私人物品。

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区分开来，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的两个本质特征。

而私人物品则相反，私人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

要理解公共物品，首先要弄清它的两个本质特征。

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物品的享用，并不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物品的数量或质量。

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增加一个新消费者，其边际成本为零。

比如，马路两边的路灯就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

一个人晚上在马路上散步，就能享受到路灯所带来的好处。

而二个人或更多的人在马路上行走，同样能享受到路灯所带来的方便。

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从路灯中享受到的好处。

不至于别人经过这个路灯后，你经过的时候路灯就暗了许多。

不存在这种情况。

私人物品则不具有这个特征。

比如，你从超市买了一个苹果，准备自己吃的。

那么这个苹果就是你个人的，别人是没法和你共同享用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你同意别人与你共享这个苹果，那你从苹果中得到的收益就明显减少了。

很简单，一个人吃一个苹果和十个人吃一个苹果那能一样吗？所谓非排他性，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人排除在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

或者这样做的成本太高。

比如街道马路。

要排除通行权是十分困难的，建造和派人看守路障成本十分昂贵。

私人物品则是排他的。

比如超市里卖的苹果，如果你想吃的话，就需要付款。

如果不想付款又想吃这个苹果，那很困难，因为商家会拒绝你。

当然不考虑极端的情况，比如偷盗或抢劫。

能够严格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称为纯公共物品，比如上面提到的路灯，此外还有国防、外交、法律法规、政府提供的经济运行报告等；不能严格满足这两个特征，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

比如教育、医疗、能源、交通、公园等。

准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可以称作拥挤性。

准公共物品有一个拥挤点，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拥挤，从而会减少每个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效益。

在消费者的数量达到拥挤点之前，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

一旦达到拥挤点，消费者人数再增加，每个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效益就会减少。

比如火车，没有坐满的火车就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增加一个乘客不会影响其他乘客的舒适度。

一旦火车上的人数超过拥挤点，过道、卫生间到处都人，就会影响到乘客的舒适度。

二是局部的排他性。

名义上谁都可以享用，但实际上只有付费的人才能共同消费，其他的成员被排除在外。

比如，学校和医院。

一方面，谁都可以进入学校读书，到医院就医；另一方面，学校和医院是要收费的，那些不愿付款的人就不能享受到学校和医院的服务。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

一般而言，公共物品的生产能力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投资形成，政府是公共物品的最大投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其次才是社会团体、公益组织以及慈善家个人。

这是由公共物品的特性和政府的特点决定的。

实践证明，如果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不可能保障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

假如有一私人生产者，像生产和提供私人物品一样生产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只要这种物品出现以后，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而不用支付成本，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成为公共物品的购买者。

结果是，要么由私人生产者自己负担全部成全，要么就一点也不生产。

每个私人都希望别人生产，别人为其付费，自已免费使用，结果是没有人愿意生产。

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所以，公共物品一般不由私人部门供给，市场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

而政府则由于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可以使用非市场的方式强制性融资——税收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

同时，政府追求社会目标，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共同消费的服务，是其应尽之责。

现在大家再来思考一下荆州长江大桥的路灯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我认为应该由政府供给。

具体就是由政府对大桥局进行财政补贴。

因为路灯是纯公共物品，政府不提供谁来提供？三、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供，但提供不等于直接生产。

提供指的是谁为物品付款，以供人们消费。

生产是指由谁来从事物品的制造活动。

把“政府提供”简单地理解为完全由政府投资、经营生产是不对的。

对于纯公共物品由政府负责提供，人们对此疑义不大，因为纯公共物品，市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供。

为什么不愿意？它没法解决因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所导致的“搭便车”问题。

没有能力提供主要是指像法律法规、公共秩序、国防外交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强制力为后盾，而只有政府才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

对于准公共物品是否也必须由政府完全提供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准公共物品具有局部的排他性，这就为私人部门收费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其参与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一种动力。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准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对交通、通信等带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有巨大需求，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生产，会受到政府财力的限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准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引入私人部门。

这样，在准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既有政府因素又有市场因素。

至于在实践中是以政府的供给为主，还是以市场的供给为主，则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

应由政府控股的，政府就控股，对于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及重大利益的，政府则不必控股。

如果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由此而带来的外部正效应，必须由政府给予补贴，否则很可能出现供给不足。

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

比如某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对他人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给予别人赔偿，我们就说这个人的吸烟行为产生了外部性。

因为这种外部性是消极的，所以称为负的外部性。

再举个例子，某人去注射了甲流疫苗，这不仅对于他自己有好处，对他周围的人也有一定的好处，即接触到病毒的传染源减少。

但他不会因此而向周围的人收费。

这又是一种外部性。

因为这种外部性是积极的，我们称为正的外部效应。

准公共物品一般都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如果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话，政府应对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给予适当补贴。

根据上面的分析，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政府直接生产，利用公务人员和政府掌握的企业来生产。

像国防、外交、法律法规、公共秩序、电力、铁路、邮政等纯公共物品和自然垄断性很高的准公共物品通常采用这种方式生产；二是政府间接生产。

指政府利用预算安排和政策安排形成经济刺激，引导私人企业参与公共物品生产。

一般的准公共物品往往采用这种方式生产。

间接生产公共物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合同外包合同外包指的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对外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中标的承包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用财政拨款购买承包商的公共产品和劳务。

在这种方式中，私人部门是生产者，政府是提供者，它付费给生产者。

政府的职责就是确定需要什么，然后按照所签订的合同监督绩效。

在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后支付报酬。

合同外包制度在国外非常普遍。

在美国，政府与私人组织签订直接面向公众的服务合同。

比如垃圾收集、路灯维修、马路维修等。

近些年来，合同外包这种制度安排在我国也运用的比较多。

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上，先后颁布了《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等进行规范。

政府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社会服务来履行其公共职能。

过去履行公共职能往往是设置一个政府部门，或者由政府设立一个公共机构或者一个事业单位来完成。

现在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将政府的职能“外包”，由别人来做。

使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既可以使政府“消肿”，还可以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机会。

比如，2007年，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积极探索“城管外包”新模式，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进企业参与城市管理，有效地改善了市容市貌、降低了城市管理成本。

具体做法是：1、签约外包，向市场机构购买社会服务。

西乡街道办和一家名为鑫梓润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了《花园街区综合管理服务试验合同》。

合同规定，西乡街道以每平方米9.38元向物业公司购买13项服务，包括城市绿化、消除四害、环卫清洁等6项市政管理服务和协助城管管理乱张贴、乱摆卖、日常巡查等7项城市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