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影响摘要：禅宗脱胎于印度佛教中的禅学。

禅宗在印度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在传入中国之后，却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佛教一大宗派——禅宗。

中国的禅宗在它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吸取了天台、华严、净土诸宗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它的中国化最彻底, 对佛教文化影响也最深远。

关键字：禅宗发展中国化影响禅，在梵语中的意思是静虑，中国古代译为“思维修”，其涵义是将散乱的心念集中，进行冥想。

据传，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手拈一朵花一语不发，众人不解其意，唯有弟子摩诃迦叶会心微笑。

释迦牟尼便把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佛法传给了他。

这佛法便是禅宗的要义。

摩诃迦叶被尊为禅宗的的开山鼻祖，“西天二十八祖”之首。

虽只是传说但对我们去领会其内在佛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印度禅学更注重于冥想，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反思。

它还有坐禅修炼的方法，如“五大法门”、“四禅定”。

印度禅学是印度佛教诸多修行方式之一，尚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教派体系。

当佛教从发源地印度向中国传播时，中国已有丰富的文化积淀，随着文化的碰撞调合，它也会创新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佛教大量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经历着变革。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自西汉以来，社会各阶层曾极力推崇的儒学，正处于衰弱状态，文人开始追求玄学中返自然，无拘无束的生存方式。

随着儒学礼教渐渐失势，玄学之风为文人创造比较开放的环境，也同时为佛教和禅学、般若学敞开了大门。

如此儒、玄、佛三家在激烈的碰撞、调合中也找到了契合点。

于是到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中的玄学与印度佛学中的禅学极其自然地走到一起。

禅宗获得了借以扎根的土壤，为后来禅宗在中国大地上变革、创新直到真正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一种外来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和当地文化接触时，可想而知它的影响是双方面的。

印度佛教禅学在传入中国时，我们未知它的影响，但是作为印度佛学的一个部分，我们自然欣欣向之。

禅宗能在中国植根、开花、结果自然是离不开印度禅学那样一个温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才结成今天的硕果。

首先，印度式的“坐禅”时期，禅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可追溯至古印度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的瑜珈功。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曾修习四禅、四无定色, 并结合瑜珈等修持方法创建了佛教自己的禅法。

最初, 它作为一种入定的方法, 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

随着原始佛教的不断演化发展, 原始禅法也分化成大乘禅法和小乘禅法, 它们都有各自理论体系的禅经。

禅宗的最初形态——印度禅法也在同一时期随着禅经的译介传入中国。

从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至魏晋南北朝, 这是禅宗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东汉灵帝建宁年间，安世高译出《大安般守意经》, 论述如何通过默数“入息”、“出息”使人心意集中, 从而进入禅定的方法和程序。

这即是小乘禅法的数息观。

西晋末年鸠摩罗什译出了《坐禅三昧经》介绍了大乘禅法一系的“五门禅”, 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的禅修方法。

这一时期,译出的禅经大约有五十多部。

大乘禅法、小乘禅法不分伯仲。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印度式的坐禅仍是主流的修持方法。

它有严格的入定程序, 讲究禅师的言传身教。

当时, 禅法作为一种时尚在北方很是流行。

许多禅僧也因为打坐的工夫好而倍受尊敬。

在一般人眼里坐禅具有神秘色彩, 有不可思议的作用。

这一时期禅法的特点是坐禅的功能被无限夸大, 修持理论没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还有些粗糙。

修行需要日积月累, 往往尽一生精力方可略有小成, 因而不为一般中国百姓所接受。

其次，印度禅法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参禅”时期，从禅宗法系上称的开山初祖菩提达摩到隋末唐初开创“东山法门“的五祖弘忍, 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 禅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印度苦修色彩越来越淡薄, 中国味越来越浓。

由最初一味强调”坐禅“到提倡“参禅”, 这不仅是修行方法的简化, 更是指导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

菩提达摩本南天竺人, 在中国却有50多年,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具有把印度禅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提倡“二入四行的禅法, 开了禅宗坐禅、慧悟并重的参禅之风。

达摩的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都分别继承和弘扬达摩祖师的佛禅理念。

慧可少为儒，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造诣。

他在此基础上对《楞迦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一系列佛教大乘经典的发挥, 阐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他用“慧”简化了“定”, 在印度禅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僧璨提倡持戒、坐禅。

以“息乱”, 继承了达摩以来的传统。

五祖弘忍主张修持要身居山中, 远离尘嚣, 静坐修行, 日久天长才能解脱。

这渐修的主张直接为其弟子神秀所继承。

在慧能主张顿悟的南宗禅出现以前的禅宗, 在方法上都重视“坐禅”, 主张渐修, 后人称这种禅法叫“如来禅”, 说明它还带有浓厚的印度色彩。

而慧能是中国禅的开山祖师, 他的禅法被称为“祖师禅”, 即中国式的“悟禅”。

最后，中国禅的最终完成时期: 中国特色的“悟禅”。

弘忍去世后, 神秀主张渐修的北宗和慧能主张顿悟的南宗之间展开了争夺禅宗正统地位的“南北之争”。

先是北宗得势, 南宗只能在岭南( 今广东一带) 民间流传。

安史之乱后, 南宗得到统治者扶持, 很快风行全国。

宋代以降, 北宗在中国社会湮没无闻, 南宗一统天下遂为禅宗正统。

这一时期约一百多年, 在禅宗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佛教全面中国化和中国禅宗的最终形成都在这一时期。

中国禅师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抛弃了烦琐的印度禅法, 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禅:“顿悟成佛”。

慧能禅师功不可没，他才是中国禅的实际创造者, 实现了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革命。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使繁琐的佛教实行了简易化。

随着汉代繁琐的儒家经学最后走上了穷途末路, 代之而起的是言简意赅的魏晋玄学。

隋唐的佛教亦步着汉代经学的后尘, 对印度佛教经典进行了极其繁琐的注经与解经的工作。

禅宗即以简易著称, 宣扬佛法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顿悟成佛, 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使自己的佛学简捷明了, 缩小了在家出家的距离。

从而不仅能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接受, 而且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

从此,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替代了佛教各宗的地位, 得到兴旺发达。

(二)使佛教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化, 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汉代与魏晋时期，佛教初传，人们往往将一些不易理解的思想以道家哲学来解释；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盛传，同时形成诸多学派；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创宗，继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之后出现了大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禅宗，禅宗的思想是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产物。

它既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 一切皆空) 和大乘有宗( 佛性为实有) 的思想, 又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与道家的主静说, 它是把两种文化加以融会贯通, 又有所创新的产物, 从而使得禅宗思想在我国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 三) 慧能还强调佛法与世间两即不离:“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认为决不能离开世间去寻求解脱。

根据佛法在世间的理念, 提倡在家修行, 这是使佛教由出世转为入世的重要宣告, 继承和发展了佛陀觉悟人生而成佛,奉献人生与众生为佛, 成佛为佛都不离人世间的“人间佛教”。

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与禅行原则, 而他的弟子们将这种理论、原则贯彻到宗教实践中, 并在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将禅宗进一步发展并使之繁盛, 此后的南岳、青原两大系进而演变出五家七宗, 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另一方面，禅宗中国化表现在组织制度上便是“丛林制度”的出现和完善。

禅宗从民间兴起, 禅师最初或隐于山林或居住山洞, 或借居律寺。

当禅众越来越多时, 禅僧为了方便自己修行和传法, 便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修持场所。

百丈怀海制定的“禅门规定”便是应时之举。

他设计了禅宗独立的寺院和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涉及禅僧的衣食住行, 作息起居, 日常威仪各个方面, 对佛教寺院的民族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怀海禅师并不照搬印度模式。

隋唐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僧人不事生产, 被视为游手好闲, 社会上没有多少闲钱斋僧献佛。

怀海针对这些情况, 开创了中国式“农禅”的先河。

他提倡僧众不论上下, 集体生产, 共同劳作, 平等生活。

怀海身体力行,“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为后来禅师树立了榜样。

虽然怀海的制度在当时受到了保守佛学家的非议, 但它毕竟适应了中国社会, 至少在经济上支持了禅宗运动。

这也是禅宗能够在唐武宗灭佛后依然保持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丛林制度使得寺院( 禅寺) 中国化, 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不仅从理论上吸取了禅宗精华, 就连他们讲学的书院也参考了禅宗的丛林制度。

清代禅宗道盛提出了“集大成理论”, 强调对所有的佛教学派兼容并包, 这种说法超越了北宋以来所谓“宗教一致”、“禅净兼修”的主张, 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 禅师们编集了大量的禅宗典籍, 出现了众多的灯史著作。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变革中, 佛教各宗派试图在新时期的社会思潮中占一席之地, 遂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佛教复兴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禅宗, 有着较为丰厚的文化积淀, 在中国佛教的衰微中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传承, 近现代禅师在弘扬自宗的同时, 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 与以往的退隐山村不同,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 兴办佛学院,组建佛教团体, 从事慈善活动, 太虚、虚云、圆瑛、来果在20 世纪禅宗的发展史上都做出了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佛教要发展, 必须改革, 契理契机, 适合新的社会。

禅宗僧人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许多爱国弘教的诗文发表, 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成为中国佛教实现入世转向的先导。

太虚的佛教复兴运动在普及佛教教育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兴办佛教学校, 组织居士林, 发行佛教杂志。

在太虚“人生佛教”精神的感召下, 许多僧界领袖都积极地加入到这股佛教革新中来, 大师们从各自角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佛教的改革。

禅师仍是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纵观一部禅宗史, 它不仅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缩影, 而且它的发展改革决定了中国佛教的走向, 它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 使中国佛教摆脱了印度佛教的束缚,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的特色, 吸引并接纳中国文人、劳动大众参与的新型佛教思想体系, 使之成为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新兴宗教。

禅宗的出现与理论上的突破, 标志着中国佛教终于完成了由出世到入世、由宗教到现实、由佛国到人间的重大改革, 彻底改变了佛教的禅学观念和理论导向, 特别是太虚大师对佛教的改革,“人生佛教”的提出, 符合世界上一般宗教由中世纪的神学化特点向现代社会人文化特点转化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