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政治制度得失宋代之我见
钱先生首先讲到宋代是汉、唐、宋、明、清中最贫弱的一个王朝，这一点恐也不是极其准确的，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历经319年也不算短命了吧，从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宋朝，至真宗、仁宗步入盛世，这一阶段宋朝还是有所发展的，宋朝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科研创新较繁荣的时代，中国生产值占世界80%，居各朝第一，又有西方史学认为宋朝是中国史上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转平时见闻来看，若非真实如此，恐也不会有唐宋八大家之说了，更无宋休、清明上河图、资治通鉴之实了，周知，教育、文化必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盛于政治开明，秦专制焚书坑儒即是佐例。

北宋初期政治上表现主要是加强了中央集权，解决了各方割据的问题，实现了稳定的局面。

1127年后的152年南宋面临周边之延绵战事，这一因却也是起于宋朝政治制度之集权，也就体现出了事物的两面性和相对性，但若放入历史上河中来定义却也不好说是得或是失，得失之对象不同意义也会相对调换，封建帝制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相对的（虽不是完全绝对，但总体来说是如此），统治阶级得，被统治阶级就失，相反也是，又若对当时国家来说的话，政治制度可谓是先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后又因极致衍出了失的结果。

为何说先是得的极致呢？这里先要说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从本文来看，由汉的“三公九卿”至唐“三省六部”再到宋的“中书取旨”、“枢密管军”、“三司位高”，这是一皇权逐步加重的过程，在当时来看皇权目的既是政治目的，皇权加重了政治目的也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这一过程总体来说都是在皇权主主导下完成的，并没有芸芸之众生叩请帝王重权之事。

钱先生文中关于唐存“三公坐而论道”至宋“逊让而不坐”的见解是很独到的，既指出了大臣不识大体之过，也体谅了当事人之用心，可谓精辟，也不禁让人想到了那句“始作俑者无后”，也越发的怀念大汉天下了。

实现了皇权的最大化，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才是皇权持久的问题，宋代的宰相失职，谏官帝擢，政府则更加权弱了，钱先生在此处归结为人事问题而非制度问题，但政治归根到底是研究特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人事的问题，若单纯理解为制度的问题也恐怕会显得稍有不妥，毕竟当时的政治制度是皇家的政治制度，而非大众的政治制度。

宋代地方政府的衰弱是由宋朝建立开始的，后周大将宋太祖一统天下后认识到了地方强盛，军伐割据的危险性，因此越发的喜欢做大中央而削弱地方，主要的手段就是官员下派，枢密院掌兵也是一创新，禁军最盛，厢军次之，宋朝的募兵制实现了军队的职业化，这样一来对内是足以维稳了，但终身制也使得军队素质难以提升，尾大不掉。

宋的灭亡皆始于外，靖康之耻北宋亡，南宋度宗亡后，其长子赵显即位却无能，加之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又被元军灭于崖山，总的来看问题主要有三个，中央集权地方衰弱，外御则唯指募兵，失去了支撑。

二是皇重政轻，过多的依赖治国之君，“朕即国家”君昏则国衰，国家命运则现于皇帝之基因。

三是外部崛起，金、蒙之崛起抵消了宋之发展，使之弱亡。

由此可见，权力制衡、发展均衡、足以抗衡乃国家政治之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