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凌云：
六家、二体说，是刘知几有关史流史体的看法。知几在其历史编纂学的体系中，辨别史书体裁，考镜史籍源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治学方法。它实质上是刘知几的史籍目录学和史部分类法。
三、史家三长：才、学、识
章学诚：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文史通义．史德》）
赵俊：
所谓才，是指史家应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叙述史事编纂技巧方的能力。所谓学，是指史家志有的学问，即要掌握广博的史学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掌握充分的史料。所谓识，是指史学应有的见识，即辨明是非，有正确的见识、观点，还包括疾恶扬善、秉笔直书的品德和胆识。
四、价值
钱穆：
有了东汉以下到隋这一大段的史学，才有刘知几出来写他的《史通》。……正因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所以我们读了刘知几《史通》，就可回过头来看东汉直到唐代初年的这一段史学。在外观上看，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
一、性质──史书批评
1.通论：一部批评史书的通论
钱穆：
《史通》这部书，在中国学术著作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可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成为一部特出的书。……《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
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
钱穆：
《史通》则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史记》怎么写的，《汉书》怎么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史的方法上着眼。……他只论的「史法」，没接触到「史学」。
其次说：“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政治组织必要设职官，设职官县要审别能当此等职官的人才，要找适当的人才就要有选举，这是《通典》的第二项目。这里说的选举，并不是现代所说的民主选举；而是从汉代一直下来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渐渐发展到到唐代的考试，这里面还有学校、有教育等。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已出现了“士人政治”，这种文官制度为后来西方国家所吸收而发展出公务员制度。因此，在叙述选举制度中，杜佑是把学校教育以及考试都包括进去的。
钱穆先生说，从前的读书人，有几部极大的人人必读之书。第一是经书，如说五经，十三经。第二如说《史记》、《汉书》，或说四史，以至后来的十七史、二十四史等。除此之外，就是三通。唐独有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通的题材各不同。到了清朝人，就来分别一样作《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这些需的，只续到明代。清代人在编《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当时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这样就成为了九通。九通以后，从乾隆到光绪，请代人只有一部再续的通考，这样有合成了“十通”。即是十部通书，在史学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而杜佑的《通典》是这类史书。
魏晋南北朝继汉之后，私家修史的风气盛行，史着多，类型亦众，依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之著录，计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分为十三类。这些史书编纂体裁不同，史料真伪、叙事技巧等，良莠不齐，亟待总结、评述。而且，唐代，正式确立设馆修史的制度，虽然在搜罗史料、荟萃众人之长等方面，不无长处，史书体例、修史方法仍需研讨斟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加上意见与监修国史的权臣不合，刘知几乃发为著述，写出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通论性的史论专书（属于史书批评）。
政书是讲典章制度的书，读文言典籍，想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历史名物的底细，常常
要参考它。常用的政书有“通典”三种，“通志”三种，“通考”四种，简称《十通》。
43．《通典》二百卷——唐杜佑编
44．《通志》二百卷——宋郑樵编
45．《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编
46．《续通典》一百五十卷——稀璜等奉乾隆皇帝命令编
第三项目才是设职官。从政府首领宰相以下，中央地方各级，合成以政府的组织。
举这三点，可见中国传统政府究竟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意义上的。这是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问题为政府首要的责任，所以第一项是食货。政府为要选择社会贤能人士来办事，因此有选举。然后再讲到这个政府怎样分配职位，你尽此职，他尽彼职，故称职官。只从这三项制度上来讲中国的政治理论，亦可见出他讲的事多扼要，多透彻！
钱先生推重杜佑的《通典》是因为中国的史书，最开始是《尚书》中的《西周书》，我们称之为“记事体”或“记言体”。第二是孔子的《春秋》，我们称之为“编年体”。到了太史公的《史记》，我们称之为“纪传体”。以后的史学上只不过在沿袭这三体，一直到了独有的《通典》出现，才有第四体，普通称之为“政书”。因为它专讲政治制度，所以称作“典”。
刘知几在他的＜二体篇＞中，又说我们后来人应该取法的，只有《左传》同《汉书》两家。……为何刘知几却主张我们要写列传体史书，只要学《汉书》呢？此因《汉书》是一部断代为史的，以后中国人写正史，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时分着的，所以我们应该学《汉书》。……
尹达：
所谓「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劗知几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区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二体」的短长。……刘知几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应「并行于世」，不可偏执而「唯守一家」。但由于编年体的形式、结构比较简单，而纪传体的体制更适合于反映封建制度和统治集团的要求，同时在唐初又为官府垄断，处于史部独尊的地位，所以《史通》就主要剖析了纪传体的体制。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要职。801年他将《通典》一书上呈君主。《通典》为一部长篇典章制度史，共200卷（今版约5000余页）。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杜佑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扶危解困之道，目的是为了改革朝政，加强朝廷的权威，使君主能够干预地方事务。当然，绝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为国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估认为，官吏们有关朝廷体制的观点已陈腐过时。他们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主持礼仪庆典，但忽略了政府运作之道。就体例而言，《通典》一反传统的写法，不始于宫廷礼仪，却以食货、人民生计、政府财源为首要。在讨论赋税时，杜佑对隋朝官员高领称赞备至，高颎根据均田制实行输籍法。在北朝时，战乱不断、暴君庸吏、重税摇役迫使百姓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但在隋朝建立后，百姓发现政府租税大大少于豪强所夺，于是他们纷纷向政府登记户籍。因此杜估认为，赖高颎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国建立财税制度，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正如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依杜佑之见，计划严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对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杜佑尤其反对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效法经典中所叙述的古制。杜佑驳斥说，在远古时期，中国同现在边境附近的一些蛮族一样落后。他认为在汉唐时臻于完善的郡县行政制度优于周代的分封制，因为郡县制有利于长治久安，人口增长。为《通典》作序的学者说，杜佑认为位尊者应该认识到，其主张目的在于使国家有序，而使国家有序则在于行事有成，行事有成又在于能学习过去，学习过去又必须根据时势的需要因时而变。"
刘知几一辈子在史馆供职，然而没有机会来写一部历史，因此就不易见他的史才与史学。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上面讲过《隋书．经籍志》中许多历史书，刘知几几乎都看到……。
二、史体区分—六家、二体
《史通》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二体：《左传》（编年体）、《汉书》（纪传体）
刘知几：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窃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浦起龙：
《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史通通释举要》）
钱穆：
〔《史通》〕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中第一篇叫＜六家＞，他把中国古代史书分成《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这分法大体不差。……他的第二篇称＜二体＞，在这六种不同史书之上，特别举出两种的大不同。一种的伐表就是《左传》这是编年体；一种的代表是《史记》，就是列传体〔案：即纪传体，下同〕。
《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部门。
这九个部门是分着次序排列的。他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政治最先第一项是教化，就是今天说的教育，但教化的根本在经济。先要有生活，丰衣足食。所以全部《通典》第一项开始的就是经济问题。中国从来讲政治，由《论语》、《孟子》一路下来无不以经济为政治的最先第一项，杜佑《通典》亦如此。
史通》概说
【引言──作者与撰述原委】
【性质──史书批评】
【史家三长：才、学、识】【价值】
《史通．叙录》：
昔汉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
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日久。博采众议，
爰定兹名。
引言──作者与撰述原委
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字子玄)，潜心史籍，二十岁中进士后，长期供职史馆，却与监修大臣意见不合，建议屡遭罢黜，于是私撰《史通》以抒己见。
钱穆先生常说，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他认为《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但《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钱先生认为，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所谓“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这是一件事，其实际情况就是“史情”。现代人认为是方便专制，但钱先生认为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实情。故对每一件史事背后，要懂得探究其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如研究《春秋》，就该认识春秋时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时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钱先生所说的“史学”指此。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但刘知几的《史通》尽在那里论史书、史法。如《史记》怎样写的，《汉书》怎样写的，写得好和坏，尽在写实的方法上着眼。照钱先生的讲法，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事背后的实情与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上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钱先生认为，苟无史学，她所论的诗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事法的根源，并没涉及。孔子《春秋》是有史法的，但《春秋》史法之来源，则在孔子对春秋时代之史情与史意，由他的一番极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