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代表人物及主要论点拉斯克他是西方第一个进行语言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出色成绩的人。

拉斯姆斯·拉斯克（R. 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冰岛语入门》（1811）、《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1814年完稿，1818年出版）以及西班牙语、弗里斯语等十六种语言的描写语法（共十六部）。

此外，他还留下了近150册笔记，几乎全是具体语言的描写语法的草稿或提纲。

拉斯克短暂的一生中所留下来的众多学术遗产中，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一书。

在该书的序言中，拉斯克首先指出，比较语言是应特别注意语法对应关系。

他说：“……特别不要忘记语法，因为经验证明，词汇对应是极不可靠的。

在各族人民相互交际时，非常多的词会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不管这两种语言的起源性质和类型怎样。

”[1]他认为，“语法对应是亲属关系和起源共同性更为可靠得多的标志，因为大家知道，跟其他语言相混杂的语言是极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来也不模仿那种语言的变格和变位形式的，但相反地却宁肯失去自己固有的变格和变位形式。

”[2]不过他接着指出，注意那些表示最必需的概念、事物的最原始最不可少的词的对应性，同样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他说：“一种语言，无论它怎样混杂，只要构成这种语言的基础的最重要、最具体、最不可少和最原始的词跟其他语言的词是共同的，那它就与其他语言一起属同一个语族。

”[3]拉斯克强调语法对应和最不可少的原始词的对应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已经抓住了语言比较方法的核心，由此保证了他的比较工作的科学性。

但拉斯克的研究不以探求语言的谱系联系为目的，而是以考察语言的结构和系统为目的。

他确实想为语言分类，但他所想的不是语言谱系的类族，而是语言结构的类型。

从历史角度看的语言谱系观念，实际上在拉斯克的时代还不存在。

拉斯克也研究语言的亲缘关系，但并不是谱系学的亲缘关系，而是结构的亲缘关系，类型学的亲缘关系。

葆朴弗朗兹·葆朴（F. Bopp，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

1812—1816年，他在法国巴黎学习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梵语等等，对梵语尤其精通。

他是第一个将梵语用来和其他印欧语言进行系统比较的语言学者。

他1816年出版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就是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虽然在葆朴之前的琼斯、F·施勒格尔等人都已确认梵语与许多欧洲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但他们还只是发现了这种关系，并未进行仔细的比较。

真正理解这种比较的普遍意义及其重要性，应该说是从葆朴开始的。

“葆朴虽然没有发现梵语同欧亚两洲的某些语言有亲属关系的功绩，但已看到了亲属语言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材料。

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这是以前还没有人做过的。

”[4]葆朴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印欧语的原始语言，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用梵语动词的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的动词变位系统进行对比，发现用繁育的形式往往可对其他许多语言的形式作出解释，从而创立了比较语法这一新学科。

对于如何才能弄清原始语言的状况，葆朴认为唯一的办法是追溯语法形式的来源，而且在语法形式起源的研究中，他还曾提出过两种理论观点：（1）葆朴坚信，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是以主语—系词—宾语的方式构成的，由此他认为，任何动词形式都包含“是”的观念；在任何动词的词尾里，都可以找到含有“是”的意义的形式。

（2）从起源来看，词的屈折形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词。

由此他还提出了粘着理论。

他假设：印欧系语言的词最初都是由单音节的词根组成的。

词根有两类：一类是动词词根，由这种词根产生了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一类是代词词根，由这种词根产生了代词及最初的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

他认为现有的词的形式都是由这两类词根粘合而成的，动词词根构成词的具体意义部分，代词词根则是词的屈折形式的来源。

葆朴的粘着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对后来的学者也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这一理论终究是一种假设，带有臆测性。

尤其因为葆朴的假设并不以语言历史的具体事实的考察为根据，而是从唯理主义的一般概念出发的，因而更显得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

除了形式起源问题以外，葆朴还常常把语言比拟为一种活的有机体，由此引申出语言演变过程中有语言形式的创造时期和衰落时期，同样显示出他的语言观的陈旧性。

从理论角度看，葆朴在下述两方面倒还有点新意，值得一提：首先，与同时代的语言学家相比，他是浪漫主义色彩较少的一个。

当时德国的不少语言学者喜欢用“印度——日耳曼语”这一个浪漫主义味道很浓的术语，他却在《比较语法》的序言中表示：“我不能赞成印度——日耳曼语这一表述，我不清楚为什么要以日耳曼作为我们大陆所有民族的代表。

”[5]其次，抱朴实最早主张划清语言学和语文学得界线的学者之一。

梵语，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通向原始世界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主要是被当作语文学的工具使用的。

然而葆朴在谈到梵语时却说，“多我来说，最重要的，这是语言。

……”[6]葆朴的主要功绩还是在比较语法研究的时间方面。

尽管他的比较研究很不全面，尤其是对语音对应现象几乎没有触及，但是，他第一个把大量相似相关的语法事实搜集起来，进行详细的比较，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印欧语言的亲属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他把梵语引进了比较领域，从而创立了比较语法。

格林除了拉斯克、葆朴之外，格林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也作出过特殊贡献。

雅可·格林（J. Grimm，1785—1863），德国学者，早年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热衷于收集和研究德国民间故事和传说，跟他的兄弟威廉·格林一起，先后合编了《儿童和家庭故事》（两卷集，1812—1814）和《德国的传说》（两卷集，1816—1818）。

而后转而研究语言，主要从事日耳曼语言的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德语语法》（四卷集，1819—1837）和《德语史》（两卷集，1848）等重要著作。

从进入语言研究的阶段开始，格林就十分强调研究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探索语言的奥秘，对了解民族的历史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德语史》中他写道：“有一种比骨骸、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就古代史而言，这种保留下来的遗物使我们惶惑莫解，而别的史料又付诸阙如，这时除了详细研究我们的语言和土语亲疏关系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了。

”[7]他的四卷本《德语语法》就是以历史主义眼光研究日耳曼族语言的一部开创性著作。

他对日耳曼语族的十五种语言得以得到证实的材料（从最古形式起直至现代形式）进行了比较，揭示它们的语音、词法和句法的联系及变化的规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园，通过语言研究阐明民族的历史，这就是格林的宗旨，也是他的语言研究工作的主要特点之一。

“语音演变规律”（Lautverschiebung，通常称为格林定律）的确立，是格林研究中最突出的成就。

但他之所以能确定这一规律，完全是受拉斯克启示的结果。

在具体分析语言起源问题时，格林提出了“语言发展三阶段论”。

他设想人类语言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所谓词根和词的创造、成长与形成阶段；第二阶段——达到完善地步的词尾繁盛的阶段；第三阶段——致力于明达思想的阶段，此时词尾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又日益被摒弃。

”他认为具体过程可能是这样的：起初，词和思想的联系是原始的，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它们给人清晰明朗和无拘无束的印象，但同时又负荷过重。

渐渐地，那种不自觉地起作用的语言竟生不再给予次要概念以重大意义，于是次要概念便以一种短缩的、似乎轻便的形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附加于基本观念之上。

这时，词尾由指向性的活动的限定词的结合中产生出来。

到最后，连词尾也衰退了，变为完全的符号了。

语言最终失掉了自己的弹性部分，但却获得了表达无限丰富起来的思想的正确手段，从而使词和思想的关系变得更为自觉了。

施莱歇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葆朴、格林确立类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们把历史比较法扩大运用于许多语族和许多领域，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狄兹（Diez）《罗曼语族语法》（1836—1838），奠定了罗曼语研究的基础；波特（Pott）《印欧语词源研究》（1833—1836），开创了科学的词源学研究；昆（Kuhn）创办《比较语言学杂志》，开展语言古生物学研究，为推动语言的比较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古尔替乌斯（Curtius）《希腊语词源学纲要》（1958）、《希腊语动词》（1873）等书，为填平比较语法和古典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曾经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起过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的，则是施莱歇尔的理论与实践。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Schleicher），1821年2月出生于德国迈城，早年曾攻读神学，后转而研究与文学。

1846年起，先后在波恩、布拉格和耶拿的大学任教，1855年起兼任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施莱歇尔于1868年12月去世，他的一生非常短暂，却留下了许多研究著作，最主要的有：《语言比较研究》（1848—1850）、《德语》（1860）、《印欧比较语法纲要》（1861）、《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1863）。

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同时也十分重视语言理论的建设，提出了自然主义语言观，开创了自然主义学派。

施莱歇尔的自然主义语言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语言有机体”理论。

虽然F·施勒格尔即把语言分为有机语和无机语。

洪堡特也说过，“语言就是机体，也应当作为机体而在其内部联系之中加以研究。

”[8]葆朴也接受了洪堡特的“语言有机体”这一术语。

但这些学者所说的“语言机体”，大多带有哲学意味。

施莱歇尔对植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达尔文学说产生后，更促使他十分认真地把语言与植物、动物相比。

他说：“语言是天然的有机体，它们是不受人们意志决定而形成，并按照一定规律成长、发展而又衰老和死亡的。

”[9]因为作为语言学的对象的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因而施莱歇尔认为语言学家是自然主义者，他与语言的关系如同植物学家与植物的关系一样，语言学的方法也与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息息相关。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动物学和植物学中所采用的分类原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因为它们所依据的都是形态学的分类。

例如，他说自然科学中属——中——亚种——变种——个体的分类，在语言学中相应就是语系——同一语系中的不同语言——方言、土语——次方言、小方言——个人的语言。

晚年的施莱歇尔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语言学，使得他的语言生物学理论更加系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