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的流民现象及对其政局的影响和启示XX学校09级1班 XXX指导老师：XXX摘要:明朝中后期的政局动荡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流民不无有关，由于君主大多昏庸腐朽，宦官专权，赋役繁重，加之天灾连连，民怨载道，许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逐渐沦为流民，并不断爆发流民起义和暴动。

这对于明朝统治显然不利，政局也会波荡起伏，甚至给统治以致命一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如果不去高度重视流民问题，制定、实施好利民政策，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危机。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流民；政局动荡；影响和启示明朝中后期，因为种种不良因素而导致流民不断增多，对其政局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流民的大量存在或不断增多势必不利于政局的稳定。

流民，又可以称为流亡、流户、流人、流庸、流冗、流离、流者、盲流等，是中国历史上对那些转徙四处的无业游民的称呼，一般都是逃荒的农民，天灾、苛吏、土地兼并、战乱等都可能导致流民问题的出现。

当然，这里说的“流民”是针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如流亡、流冗、流离等因天灾和政府腐败统治而造成人们流动或反抗的称呼，它与当今的“流民”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明朝中后期统治面临的基本现状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是比较腐败的，虽然有挽救腐败政治统治的改革和措施，比如说张居正改革，他上呈《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

（1）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也有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风电举，屡挫大寇”。

（2）但统治状况仍然严峻，面临诸多问题。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众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

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问题;一就是皇帝昏庸腐朽，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并且容易听信谗言。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个朝代，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

”（3）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

王振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

”（4）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使得50万明军全军覆没，自己也坐了阶下囚，同时在复位后杀害民族英雄于谦，可谓不得人心。

明武宗（朱厚照），他宠幸大太监刘瑾，沉迷于玩乐，建立豹房，荒淫无度，为世人所诟病。

明神宗（朱翊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一个20年不上朝的皇帝，一个极度贪财的皇帝。

他最擅长的就是罢朝。

有论者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5）明熹宗（朱由校）宠信大太监魏忠贤，将朝政交给了他，成就中国历史大名鼎鼎的一位太监，也有了后来的魏忠贤乱政。

明思宗（朱由检）时期，一代忠臣袁崇焕抗清反辽，功劳显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

”（6）但明思宗生性多疑，从而中了反间计，错杀一代忠臣袁崇焕，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速度。

二就是奸臣把持乱政。

如明世宗时的奸臣严嵩父子。

严嵩是明朝大臣，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7）严嵩父子倚仗其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白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

”（8）1562年，御史周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世蕃，严世蕃被杀，抄出黄金10000余两，白银200余万两。

像这样的奸臣，自私贪污，祸乱朝政，怎能不使政治统治出现危机？三就是宦官专政乱政，宦官得势诱使君主荒于朝政，杀尽忠良，欺压人民。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如兵部尚书徐晞、工部侍郎王佑，“百计效勤，极尽谄媚之态。

”（9）府、部、院诸大臣，“俱攫金进见”。

(10)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帝为强化权力，而通过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控制。

明代的特务机构，有部分是由宦官控制的；宦官还控制着一些经济部分；宦官通过充任监军等，统帅军队。

正因为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权势极大，所以明代宦官专权的程度和危害也更为严重。

王振、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的大宦官。

四就是土地兼并严重。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相当严重，“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追并之苦。

”(11)宗禄开支大得吓人，虽然国家很富，但是社会财富分布极为不均，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极限，再加上官员腐败十分严重，人民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这使得人民不得不遭受繁重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

二、一系列政治现状导致流民现象的普遍化流民的出现并非无缘无故，相反，它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在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腐朽、奸臣把持乱政、宦官专政乱政、土地兼并严重等政治现状的出现导致流民不断增多。

归结起来，导致流民增多的因素主要有六个：一、政治腐败。

在明朝中后期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这无疑会造成政局的混乱。

如正德元年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提及，“仰惟皇上詞往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

迩者忽闻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经出掖门，游观园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

”(12)可见武宗已经沉溺于逸乐怠，荒了朝政了。

又如曹石之乱等，都是统治衰败的表现。

二、赋税、地租沉重、徭役繁重。

官田赋税负担过重，逋赋成为当时社会一大问题，“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位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

然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逋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

”(13)明代中后期赋税繁重，名目繁多，有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使人民怨恨政府，相继逃亡，成为流民。

明初在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流民现象，到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流民几乎遍及全国。

如正统三年，位于山西五台山之阴的代州繁峙县游编民2166户，逃亡者居半。

洪武年间南直池州府所属六县有270余个里，自宣德以后到正统三年，户口只存三分之一。

三、长期的争斗和战乱。

为了躲避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和频繁的战乱，流民往往扶老携幼，百十位群，沿途住宿，流亡在外，“采野茶，煮榆皮而食。

”（14）四、自然灾害频繁。

明中后期灾荒频繁，就水灾而言，平均一年四个月有一次，旱灾平均一年六个月一次。

其他如蝗灾、疫灾、雹灾、霜雪、地震、饥歉等，也是屡屡发生。

如明思宗時，陕西严重饥荒。

水灾、蝗灾、旱灾，瘟疫不计其数，人吃人情况在各地出现，饥民走投无路，成为流民。

中国自古以来，灾害不断，究其原因，与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变异强烈有关。

此外，人为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如战争、流民、水利等问题，也有相当影响。

五、士卒叛变也成为流民的一支，如明思宗为节省开支，裁减驿卒，官吏又克扣军响，士卒无以为继，惟有与流民、佃农等结合起事叛变。

六、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皇室宗族疯狂地强夺兼并土地，万历年间，神宗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15)，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家可归、无田可种的流民。

同时大地主、大官僚更是巧取豪夺，广置美宅良田，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却无“立锥之地”，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

如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16)，前后受田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间田土搜刮殆尽”(17)。

这些导致流民的不断增多，进而出现大规模、长时间、多次数的流民起义和暴动。

三、流民起义和暴动对明朝中后期政局的影响明朝中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烈，统治更加腐败，流民不断增多，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

如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登城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入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了广大流民的积极响应。

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合县流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

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

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帅众起义。

以及后来的李自成率众与官军作战。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端，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18)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

由于明朝中后期政府统治腐朽、政治腐败、徭役和赋税沉重、民生困苦、天灾连连，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流民不断增多，进而演绎出大规模、长时间、多次数的流民起义，这给原本就日薄西山的明朝统治造成动荡的局势，甚至以致命一击。

可以说，正因为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没有高度重视流民问题，没有很好地制定和实施流治政策，导致其政局动荡不安，最后被流民起义彻底颠覆，明朝统治寿终正寝。

四、由流民引发的政治危机对后世统治的启示流民起义和暴动是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统治者如果没有高度重视或解决好流民问题，那么由流民引起的流民起义和暴动会给政治统治带来严重后果。

起初的少数流民和规模很小的流民起义当然不可能给虽然日渐下滑但统治仍然比较坚固的明朝统治构成很大的影响或威胁，但是积跬步可以至千里、积小流可以成江海，当政府始终不管不顾，或不采取良好的措施，比如说安抚流民，给流民以实惠政策，妥善解决流民问题等等，那么它终究会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统治者以致命一击。

有这么一段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19)的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对于后世的统治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要巩固好统治，要发展好经济，要使国家繁荣、昌盛、富强，统治者就应该而且必须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制定和实施好利民政策，妥善处理和解决好流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注释：（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5）《明史·神宗本纪》（6）《明通鉴》卷八一，庄烈帝崇祯元年（7）《明史》卷三0八《严嵩传》（8）《明史》卷二一0《王宗茂传》（9）《右穰杂录摘抄》李贤（10）《明末纪事本》卷二九,《王振用事》谷应泰（11）《修政弭灾疏》徐恪(12)《明通鉴》卷四一(13)《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二，王叔英；《资治策疏》(14)《明英宗实录》卷六六（15）《绥寇纪略》卷八，吴传业（16）《明史》卷七七，《食货志》（17）《明世宗实录》卷一三0（18）《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查继佐（19）《荀子•王制篇》参考文献：《明史》邓书杰编著，吉林音像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中国灭荒史记》孟昭华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明代灾荒与救济政策之研究》蒋武雄，文化大学，1986年《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