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视野中的理想乌托邦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欧洲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英国社会进入历史转型期。

然而，这一时期西方人的道德水准、审美情趣和生活智慧并未与工业文明同步提升；相反，由于基督教地位的日渐衰微，西方人心底最深沉的信仰备受重创。

为了摆脱现代物质文明对精神空间的侵蚀，西方人开始从古老的东方寻求启示与救赎，希望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或探索，消解对生命归宿的困惑与迷惘，从而完成对自身文化的修复和提升。

{1}于是，东方异域不断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里。

在浪漫主义诗人群体中，拜伦和雪莱对东方的话语实践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和思想家们寻求精神启蒙、实现自我探索的迫切愿望。

尽管两位诗人均表现出了对东方题材的情有独钟，但无论是从迷恋东方的个体心理诉求还是从诗歌中东方情调的书写策略，抑或是对东方文化的深层认知上来看，拜伦和雪莱笔下的东方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拜伦与雪莱迷恋东方的个体心理动因周宁曾这样评论拜伦和雪莱笔下的东方：“拜伦的东方是欧洲的东方，从希腊到土耳其，雪莱诗中的东方是世界的东方。

他们的东方都是历史的过去或时间的起源，是由空旷的目的与废墟构成的永恒之地。

”{2}1.逃离社会现实，追寻革命理想如果说拜伦对东方的迷恋一部分源于他童年时代滋长的东方情结，那么其青年时代追寻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则是触发诗人探寻东方的更深层缘由。

由于个人情感经历的波折和人文政治环境的压抑，拜伦被迫走上了浪漫的游历之路：1809年到1811年间，诗人游历了葡萄牙、马其顿、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并亲身体验了“东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及民间习俗。

{3}“东方”游历一方面使诗人暂时逃离了现实带来的精神负担，另一方面也成为他投射革命理想的主战场。

统观拜伦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抗压迫、捍卫自由的拜伦式英雄占据了诗人文学创作的主要篇幅，如异教徒康纳德、恰尔德?哈洛尔德和唐璜。

从这些外表貌似神勇强悍，而内心却无比孤独脆弱的斗士身上，读者不难发现拜伦本人的影子：他一方面热切地追逐着自由和理想，另一方面又因个性桀骜而孤标傲世。

在亲历了西方的社会动荡和精神荒原之后，拜伦更加坚信，唯有逃向东方，人们才能超越世俗樊篱，重获家园归属感。

因此，为了消除对现实的心理戒惧，同时也为了给革命理想和人生信念寻找一个自由释放的空间，诗人最终选择了东方这一遥远而神秘的异域来表达自我期望。

2.质疑工具理性，崇尚普世正义雪莱对东方文化的迷恋，尤其是对东方宗教的认同源于诗人摆脱西方工业文明滋生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羁绊，寻求灵魂归宿和普世正义的心理诉求。

“雪莱所谓‘无边的东方’其实是西方重构东方他者虚设的一个空间。

印度高加索、黎巴嫩、克什米尔是诗人投射自我意识形态的东方背景，它们‘完全是西方为补偿自身发展与进步的缺憾而构筑的空间’。

”{4}19世纪初，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方社会的物欲开始极度膨胀，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骚动与困惑则使基督教信仰逐渐丧失凝聚力。

唯理主义和启蒙唯物论使西方人逐渐陷入了理性危机和现代性的恐慌之中。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急切地需要寻找到一个理想场所来逃避生活的喧嚣和精神的迷失。

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不断碰撞，以雪莱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试图通过虚构一个政治清明、道德完善的东方乌托邦以表达对平等、自由和民族解放的热忱愿望。

雪莱期待着“东方能够像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一样再次给迷失中的西方带来全新的活力，拯救西方文明于衰落之中”{5}；同时，他更渴望东方宗教所推崇的恬静、自然、和谐之思想能补偿理想幻灭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缺憾。

于是，为了迎合浪漫主义的审美期待，同时也为了诊治西方世界的社会顽症，东方宗教哲学思想以及东方文化非理性的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雪莱的诗歌创作视域。

二、拜伦与雪莱诗歌中东方情调的书写策略拜伦擅长借助东方的人文景观和语言风格再现东方风貌，而雪莱则倾向于在普遍人性和普世正义的视野里想像东方；拜伦笔下的东方真实而自然，雪莱的东方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

正如杜平在其书中所述，“如果说拜伦是一个优秀的东方情调采集者和欣赏者，那么雪莱就可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东方情调加工者和创造者”{6}。

1.采集和利用东方元素拜伦眼中的东方是一个浪漫、富丽、智慧的世界，而那些带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场景、语言、人物和宗教习俗则是诗人对这一“理想家园”最清晰的描画。

拜伦习惯于在历史与政治视野中直观而真实地再现东方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

如《科林斯的围攻》中：“科林斯地峡的平原，一望无边/全是支起的帐幕，新月旗/在穆斯林的围攻线上高举；/在大胡子帕夏的目光注视下，/土耳其的黝黑的马队在进发；/远远近近，尽目力所及的地方，/只见包头的士兵聚在海滩上；/有阿拉伯人要骆驼卧下，/有鞑靼人在旋转着他的马，/还有土耳其牧民离开羊群……”{7}“穆斯林”“帕夏”“土耳其”“阿拉伯”“鞑靼”等极富东方特色的地域词汇，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与体悟。

诗人还通过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幅旖旎而高贵的东方画卷。

如《阿比托斯的新娘》中：“你可知道那生长杉木和藤蔓的地方，/那儿的花朵永远盛开，太阳永远闪亮；/西风的轻盈的翅膀为沉香所压低，/在玫瑰盛开的园中逐渐沉落、偃息；/在那儿，香橼和橄榄是最美的水果，/夜莺终年歌唱，她的歌喉从不沉默；/那儿的土地和天空尽管颜色不同，/但各有各的美丽，它们相互争胜，/而海洋的紫色却那么深，那么浓……”东方化的书写不仅营造了浓郁的浪漫气息，而且使诗歌的语言更具表现张力。

拜伦对人物的描写，也呈现出鲜明的东方特征。

如《唐璜》第二章对妙龄少女海黛的美好形容：“她的头发是褐色的，我说过/但她的眼睛却乌黑得像死亡，/睫毛也同样黑，像丝绒般弯下，/却含有无限娇媚”{8}；又如《异教徒》中对于蕾拉的描写，“难以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像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光彩夺目”。

此外，东方宗教习俗在拜伦笔下也得到了真实的再现，如《异教徒》中描绘伊斯兰教徒欢度斋月节时的诗句：“一钩弯月在山上闪烁着银光，/高挂清真寺上的盏盏明灯仍在左右轻晃：/映眼的阵阵枪声的喜庆闪光，/足以证明回教徒的度诚心肠。

/今夜，斋月的太阳下山了；/今夜，拜兰姆节的宴会开始了……”拜伦笔下的东方，真实客观而鲜有刻意雕饰之痕迹，“他提到的东方世界和文化成分不仅真实地道，而且是构成故事主题和结构发展必不可少的成分”{9}。

因此，拜伦的《东方故事诗》，如同一部东方民族大百科全书，让读者从阅读中体验到身临其境般的奇幻感受。

2.想象和虚构东方场景相比之下，雪莱对东方的了解不如拜伦那么直接。

由于缺乏东方游历的现实体验，雪莱对于东方的认识仅限于琼斯爵士和同代诗人或评论家的相关著述，因而他诗歌里的东方元素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东方这一泛着神秘之光的“遥远的伊甸”通常只是诗人用以表达思想的符号和象征。

因此，众多文人眼里的流放之地――印度高加索，在社会空想家雪莱笔下却成了众人朝觐的圣地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比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诗人将东方营造成普世正义的栖居地，普罗米修斯尽管被放逐到印度高加索地区，但最终却在此获得解放。

又如《伊斯兰的起义》中，黄金城只不过是诗人为了投射自我政治欲望而精心设计的文学隐喻，诗剧借助东方这一虚拟场景和象征手法向读者阐述了邪不胜正的真理，“尽管革命和起义常常因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失败，但要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变革的呼声已深入人心，‘人类正在从麻痹的状态中觉醒过来’”{10}。

由此可见，雪莱作品中的东方并非东方现实之复呈，而更多的是诗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有很强主观情感导向的诗化想象物，它缺乏历史事实之真实性与准确性。

然而，正是在这虚构的诗性东方之中，雪莱完成了对自我根源缺失的补偿和理想乌托邦的重构。

三、拜伦与雪莱东方书写的深层文化内涵作为拜伦与雪莱文学创作的背景，东方在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装饰性的“参照”，它体现了不同背景下诗人对东方异域的主观体验与想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题材的诗歌不仅反映了拜伦与雪莱对东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折射出了诗人书写东方的真实动机。

1.质疑“他者”以求证“自我” 拜伦诗歌中的异域东方并不是诗人为了颠覆欧洲中心论而预设的理想标杆，相反，它是诗人不断反观自我弊端、求证自我价值的一面“镜子”。

虽然东方书写拓展了拜伦诗歌创作的题材，但是其中却不乏对东方文化和专制制度的批判。

拜伦作品中的东方人大多以压迫者、侵略者或邪恶者的形象出现，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土耳其人、《异教徒》中的哈桑、《强盗》中的总督郗德王爷和《唐璜》中的苏莱曼皇后等等。

通过这些丑恶的东方人，拜伦一方面严厉指责统治者的虚假伪善、穷奢极欲和暴虐无道，另一方面对他们所代表的专制制度及腐朽政治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抨击。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卷首拜伦摘引了《世界旅行者》中的一段话：“我本来厌恶我的祖国，可是，我所接触过的许多民族的傲慢无礼，却使我同祖国和解了。

从旅行中哪怕只得到这一点益处。

我已经不计较所花掉的旅费和旅途上的劳顿了。

”{11}由此看来，作为诗人反观自省的一个参照系，“东方”只是他借以表达爱国热情和西方中心论的媒介和陪衬。

因此，拜伦对东方情调的钟爱表明了他对本族文化的深刻思辨――通过审视和剖析异质文化，消解自我认同的焦虑，从而最终完成自我身份的探索和求证。

2.认同“他者”以完善“自我” 雪莱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追寻与沉迷体现了诗人对东方宗教和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借此超越痛苦、完善自我的主体意识。

随着工具理性的登峰造极和基督教信仰的急剧动摇，雪莱极度渴望寻觅到一个精神安宁的生存之所：“正如白鹤飞越过海洋、丛林寻找她的家；/没有一种野鸟没有安宁的巢，如果它不想再漫游漂泊；/海洋胸怀里不眠不休的波涛会破裂，像破碎的心灵，/化为泡沫而后终于把安息处找到：/无疑也会有个地方，在那里，/我虚弱的心和全部悸动将都会歇息。

”{12} 面对人生的虚妄无常和理想的彻底幻灭，诗人苦苦挣扎却又无法解脱。

然而，在东方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雪莱通过苦修、冥想与顿悟在自然之中进行毫不中辍的自我否定，并且在无为、自由、旷大的无限心境中体验生命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获得超然于世俗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雪莱看来，东方宗教古朴的宗教道德习俗中对智慧与纯净的追寻远远优越于西方，因此，他相信这一来自东方的神秘之光必将指导失去基督的西方人远离尘世的喧哗，摆脱生存的困境，最终走向自我的完善。

正如米歇尔?勒布里在对浪漫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是“别处，它是一片令人向往之域，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在其间解脱自己的负担，它是超越时空的土地，被想像为漫游和回归的家园”{13}。

对于拜伦和雪莱，东方不仅是他们汲取文化滋养的智慧宝库，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