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2008-12-15 12:44
孙其明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

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

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

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

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

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2]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3]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

”[4]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
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5]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无疑已把他经过重新思考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看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他不仅明确地批评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的偏见，而且指出民主政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因而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

更重要的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突破了多年来传统观点的局限，即只是笼统地肯定资产阶级以民主政治取代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是一种进步，而否定民主政治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普遍的真实的价值，强调应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肯定民主政治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流血斗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共同成果，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会因资产阶级时代的消失而过时。

陈独秀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充分地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制度深远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

科学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早已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民主制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在科学和社会主义之下。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认为，近代民主制、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者缺一不可。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陈独秀又进一步对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6]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剥夺了资产阶级所有资本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既谈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谈到了民主，还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并不排斥民主。

此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社“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它，并实行完全的“普选制”、“低薪制”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防止新的国家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宰”的重要举措。

[7] 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赞成，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

不过，由于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且此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也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总结实际经验，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问题做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论述。

同样，后来的列宁虽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却也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笼统地宣称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外，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没有多少新举措。

总之，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真正重视无产阶级政权下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

然而，随着列宁逝世，特别是斯大林主政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苏联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