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日本传统美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以其浓重的日本传统美的韵味，而成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典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就将《源氏物语》称为日本传统美的源泉，是日本美的滥觞。
[1]因而在日本形成了专门研究《源氏物语》的“源学”。
《源氏物语》主要描写了源氏及其子嗣薰（实为源氏之妻与其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追逐女性的故事。
但是全书却以一条时明时暗的线索来写即平安王朝中的权利之争。
源氏是桐壶天皇与一位地位低下的更衣所生，天皇对其母子极为的宠爱，因而引起弘徽殿女御的恐慌，从而通过其父右大臣的势力逼死更衣，迫使天皇将源氏降为臣籍，而与右大臣争势的左大臣却招源氏为女婿，在朝中形成了以右大臣为首的和左大臣为首的两股势力之间的相持之势。
虽然文章的脉络线索以此为序，但是重点并没有放在政治斗争的之中，作者将政治斗争的紧张隐去，而是大量的描写源氏的恋爱生活。
其中以紫姬、藤壶、明石、空蝉等12位女性形象最为人称道，尤其描写叙述的笔调充满着日本式的哀伤、淡雅、清新、多情让人心醉难抑。
对于日本传统美，我国学者郁达夫将其归结为和歌、建筑庭院、佛社塔寺、茶道、花道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传统美的形式而不是内蕴。
“美”在这里应是审美之意，应该是日本传统审美的倾向。
因此笔者从《源氏物语》中最为明显的方面来解释日本传统美的意义。
和歌的“物哀”之美、自然环境描写中的“自然即美”观念和在日本文化的“好色”传统之美。
一、和歌的“物哀”之美(一) 和歌所谓的和歌是日本文学中一种诗歌形式。
此词最早见于《万叶集》中的题语，训读为“和答之歌”，但同时有可见“倭歌”二字即“大和之歌”用来区别传入日本的汉诗。
进入平安时代“和歌”的意义基本确定，“和”即“大和”，“歌”即具有抑扬顿挫可以吟唱的诗句。
从《万叶集》中可以很鲜明看出“和歌”脱胎于日本民族的短歌、长歌、旋头歌等，由于中日文化交流频繁，和歌这一形式是处于附庸汉诗的地位。
在纪贯之的《古今集》就有这样的记载：“昔平成天子昭侍臣，令撰万叶，自尔来，时历十代，数百年。
其后和歌，并不被采，虽风流如野宰相，轻情如在纳言，而皆以他才闻，不以斯道显.”[2]可见和歌并不是彰显才学的形式，因而并不流行，文人知识分子轻视这种文学形式。
《万叶集》后，至平安时代即9世纪初叶至中叶和歌始终处于文学低层，直至公元905年，纪贯之的《古今集》才将和歌这种日本民族文学推入了古典殿堂。
《源氏物语》虽然不是一部和歌集，但是其中的和歌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却是十分罕见的。
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作过这样的评价：“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中情味，且欲知和歌之风格，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
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歌道之外则无此物语，歌道与物语其趣相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3]《源氏物语》中的总共收录了795首和歌，可见和歌是《源氏物语》的重要支撑点，而其中所表现的“情趣”二字即是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之美。
（二）物哀“物哀”是美学范畴中的词汇，是日本文学的及文化的一个基调，是构成日本文学的一种美学审美理论。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许多日本文学家都将自己的创作基调根植于此。
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情感世界的女性阴柔之美。
“物哀”（まののあほれ）是“哀”（あほれ）的升华，而“哀”则是“真实”这一美学理念的脱胎。
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哀”在“真实”中开始孕育，在《万叶集》尤其是后期的大量的恋歌和挽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日本古代文学开始由客观性的叙述进入到了主观抒情的成熟阶段，开始产生了抒发个人情感的的感伤性的完善。
“哀”这一基本美学理念从纪贯之的《古今集》中开始成熟性的运用，至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为创作中心开始将“哀”推进到“物哀”，并且由《源氏物语》将其最终定位，成为了当时平安王朝文学的美学思想的主流，成为日本文学后700年的主题基调。
至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根据《源氏物语》的物哀审美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从日本本土的神道思想和人性出发将“物哀”定位《源氏物语》的审美基调，形成“物哀”审美的理论体系。
在本居看来“物哀”是由于人的种种情感之中苦闷、忧愁、悲哀等一切不如意事，使人感到的是最深刻的体验。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在《东方美学》中引用永井的一段话来阐释“物哀”：“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枫叶落在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麓之雪，凡是无常的无告的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的只是一梦的，这样一切的东西于是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的.”[4]在这里今道和本居都认为“物哀”应是引起的感伤之意。
只重“伤”的概念，但是笔者认为《源氏物语》中“物哀”并没有独居此意而是将其大大的扩展了，是立足“情”的角度，不仅是伤情，更有在“伤情”的基础上的“愉情”之意。
在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中将13个“物哀”（まののあほれ）词语根据紫式部所要表达的意义翻译成了“闲情意趣”、“意趣”、“哀怨”、“感慨”、“知情识趣”、“萧瑟”、“怜爱”、“哀乐”、“悲伤”、“同情”等。
可见“物哀”的内容是广泛性的，含义是具有情感的上的模糊性的。
因此对于“物”的定义应是广泛的人世间的万物包括人、情、花、鸟、月、雪、霜等；“哀”则是由万事万物所引起的情感，是在哀伤的基础上各种情感的萌发。
“物”是客观存在的一切，“哀”是主观的抒情的表现，是情感的萌发，是一切人的情感中的喜怒哀乐，就是达到“物我合一，两相忘”的情感境界。
因此“物哀”应该界定在哀伤情绪的基础上由万事万物所引起人类情感的共鸣.（三）和歌对“物哀”的承载在《源氏物语》中和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离别诗，二是应景诗，无论那个方面的诗歌都体现了“物哀”的审美意识。
用和歌来承载“物哀”并不是紫式首创的，早在《万叶集》中就已经开始作为表达的心中情感的形式了，如在上宫圣德皇子出游竹原井时，见龙天山死人，而做的歌：“汝在自家中，妹子手中抱，旅途卧草枕，游子实可怜（あほれ）。
”[5]透露出歌人对死者的哀伤，同时也有感怀的意义，对自我将来的担忧。
又如在《古今集》中的一首：“返回故都物之悲，亡女竟成不归人”[6]表达出一种触物生情的悲伤。
因此可以说“物哀”的表现是自古就有的。
到《源氏物语》中和歌所起的作用不仅在表达自我的情感上得以升华，形成了与正文交相呼应透露“物哀”的重要手段。
《须磨》卷中和歌的数量最多的卷之一，多达48首。
本卷描写的是源氏与朱雀帝女御胧月夜私会被右大臣发现，源氏被朱雀流放到须磨海边，描绘了出源氏与情人离别以及在海边生活时的离愁、独宿、冷枕、疾病等集于一身的苦闷内心世界。
其卷中和歌所表现的抒情性更为明显，即抒发内心的离别，缠绵、凄凉、孤独之感。
本卷的和歌多以离别诗为主，例如：源氏与花散里离别时所作的互相应和诗：“月中衣袖虽孤陋，愿得清光再照临”[7]（花散里）“后日终当重见月，云天暂暗不须忧”[8]（源氏）在这里花散里将自己比喻成衣袖，将源氏比喻成月光，表明自己将会等待源氏的归来，而源氏虽然安慰着花散里但是在诗中也充满哀伤的情调，对自己此次被贬远行的担忧。
，但在哀伤的同时也是对花散里的一种情感上的誓言，是离别性的安慰诗。
这就是在哀伤的基础上有了怜爱的情感。
本卷中源氏再与众多妻妾离别诗都显示出了在哀伤的基础上有浓重的怜爱情感。
再如源氏与紫姬的离别诗：“但教坚守终身誓，偶尔生离不足论。
”[9] （源氏）“痴心欲舍微躯命，换得行人片刻留。
”[10]（紫姬）也都是充满了伤感离别的情调，紫姬诗中对于源氏的远行有着无限的感慨，难舍难分的情思。
而源氏的诗同样是与紫姬分别的痛苦，离别的山盟海誓以及与紫姬的情爱难舍。
笔者同时发现本卷和歌中所使用的描绘景物的词有很多如烟云、月（月光）、泪、花、鸿雁等；动词有泣（哭）、离、远、迁（泊）。
这些词基本是属于伤感的词汇。
这是因为本卷本身就是以伤感离别为基调的卷目。
《魔法使》中描写了紫姬身逝，源氏心中忧伤愁闷对很多的事没有心情并有隐世的想法，其中的和歌很多都是应景诗，睹物思人的情感，因而思路与表达都杂乱无章：“闲院春无寂，群花无主人，黄莺浑不管，依旧叫新晴。
”[11] （心绪烦乱）“明知浮世如春雪，怎奈蹉跎岁月迁。
”[12]（隐世）“虚空世界难常往，夜半分携饮泣归。
”[13]（孤独）这些是源氏所写的诗，处处都写出对紫姬的怀思之情，也表达出自己开始厌世的情绪，写得十分散乱，只是不断地表述自己的痛苦，这反而是源氏此时最真实的感受。
在这些诗中哀伤成为基础，在怀念紫姬的同时有的是更多的感慨，一种对于灿烂生命失去的感慨与无助。
《源氏物语》中的和歌是将和歌艺术推向了颠峰，那正是因为其中的和歌将“物哀”审美升华并完善。
日本许多学者在研究和歌文化，甚至“物哀”审美的时候，将《源氏物语》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正如本居所说的《源氏物语》所表现的既不是战火纷纷的世界，也不是勾心斗角的政局而是一个风华雪月的、一个叫人钟情的、忘情的世界，是一部将自我感情抒发而伤怀的书。
从《源氏物语》开始，日本的“物哀”审美成为日本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基因，是历代日本文学作品的主基调；《源氏物语》将和歌表达的灵巧性与艺术审美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成为后世和歌作品争相模仿的对象，更具有了日本民族的审美取向。
二、植物崇拜所表现的“自然观”之美在《源氏物语》中第八卷《花宴》中桐壶天皇开办了樱花宴会，皇太子朱雀为源氏插上一朵樱花，让他表演歌舞。
在头上插花表演歌舞在《源氏物语》中是十分普遍的。
如在《少女》卷中贺茂葵就是要将葵花和桂插在衣冠上，而且现在日本各个地方还有盛大的盂兰盆会，将自己用鲜花装饰起来。
不仅如此，在《源氏物语》中很多人物都是以花卉之名命名的，如与源氏在外私会而暴死的夕颜，在日本葫芦花或瓠花就称为夕颜；又如源氏欲寻情而又嘲笑的末摘花，而末摘花本身就是一种用做红色染料的红色花卉，源氏用这个名字称呼此女子就是嘲笑她的鼻子上一块红色的斑纹。
在《源氏物语》中表现的将花朵戴在头上是一种很古老的习俗。
在古代，日本人将自然界的花朵摘下来戴在头上，并非只是为了美，而是进行一种“接咒术”，日本人认为这样就可以将花的美丽、娇艳的生命转移到自己身上。
和服上的大量的花纹也是代表了这样的意义。
日本人对花草植物的抱有着极为喜爱的情感，认为大自然中植物生长繁衍的茂盛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因此他们认为触摸到象征生命的花朵并装饰在自己的身上是一种自我祝愿祈祷的仪式。
日本民族这种喜爱植物的观念是其自然观的一个极至，是日本岛国这一特殊自然条件所影响的。
（一）自然条件的影响日本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处在远离大陆的群岛上，处在浩瀚的大海之中，面积狭小，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日本大多数城市都集中在日本列岛的太平洋沿岸，使得日本人自己都称其国家为“里日本”（即远离大陆深入大海的日本），也使得日本人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援的自危感；日本的气候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台风成为了经常光顾的常客，对生活生产都造成了危害；更让日本人忧虑的是脚下的土地异常的活跃，地震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