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众 文 艺大128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

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

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

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

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

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

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

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

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

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

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

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

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

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

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

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

“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

”[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

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

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

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

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

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

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

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

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

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

”[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

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

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

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

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

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

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

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

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

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

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

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

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

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

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作者简介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大 众 文 艺129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1](p42)。

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大部分收在《翦拂集》里。

看这本集子，可以感受到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

从他后来和鲁迅一道被段祺瑞政府列为通缉对象，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评价《翦拂集》时代的林语堂“真诚勇猛”，可谓妥帖恰当。

但1927年以后，林语堂逐渐有意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

1928年10月22日发表于《语丝》的《翦拂集•序》表达了他这时候的想法。

回顾以前写过的文章，他认为它们现在是“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1](p3)，“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1](p3)。

1932年9月创办《论语》半月刊，林语堂从“语丝”一员一变成为“论语派”主帅，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林语堂的这种转变固然与他本人的性格密切相关。

林语堂的童年对他影响很大，在他的文章中，能找到这样的话语：“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

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

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有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

在这条件下生长起来，没有人是走错的。

在孩童是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

”[3]此外，林语堂之所以有这种转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

白色恐怖遍布。

政治上的残酷与黑暗也影响到了文学。

五四文学中洋溢的那种青春和个性的气息渐已消退。

这时候兴起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声势浩大，成为30年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潮流。

这时候的林语堂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他不满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站在左翼作家的行列里。

在《悼鲁迅》一文里，他写了自己对于左翼青年的看法：“《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

所以，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30年代，他采取了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里，对这一时期的林语堂的心理把握得非常到位。

“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

”的确如此，如果说，20年代的林语堂提倡幽默还仅是把它作为一种语言风格，到了30年代，他已经把这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生存方式了。

而他的这种提倡在当时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所以会兴起一时之风。

三 看30年代关于林语堂幽默文学的争论正当林语堂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哼哼唧唧及杭呦杭呦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的时候，他遭到了左翼文坛对他的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其中最有名的要属鲁迅。

说鲁迅是幽默大师不恰当，但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幽默。

鲁迅的幽默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讽刺力度。

他更多的是把幽默作为一种武器、艺术手段，来揭露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一切落后现象。

所以，他的幽默是与讽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林语堂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无花的蔷薇”。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花，讽刺是刺，世界上看花的人多，看刺的人少，如果一个刊物只有花没有刺就终必灭亡。

所以，他提倡给人开心的纯幽默。

但其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也不乏把幽默与讽刺结合起来的上乘之作。

如《论政治病》《萨天师语录》《粘指民族》等。

鲁迅也并不看好林语堂的幽默。

他有好几篇杂文来阐述自己对于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文的意见，可谓深刻入理。

如在《从讽刺到幽默》里，鲁迅分析了幽默流行的原因。

“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

[4](p43)鲁迅同时又指出这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4](p43)的自然也不少，“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4](p43)的时候。

在《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里，鲁迅说他并不提倡幽默。

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5](P575)。

他更明确地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的道路的东西”[5](P576-577)。

除鲁迅以外，茅盾、胡风也于此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的观点于鲁迅基本一致。

茅盾先后写了《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关于小品文》《不关宇宙或苍蝇》《小品文和气运》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