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一、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明清小说研究，数十年来出现了失衡现象。

通俗小说，特别是七大名著的研究受到学术界专家的普遍重视，而文言小说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小说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言小说的研究略呈上升趋势，其中笔记小说也日益受到学者时贤的重视。

以往学者时贤多重视笔记小说的史料性价值和学术性价值，而对它的文学性价值重视不够。

目前笔记小说的研究，除了一些笔记小说作品的汇编、专题论文外，还有小说史的著述，如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苗壮的《笔记小说史》等。

本文试从才女形象（本文所举例证中的女性除特别说明外，一般都是指“才女”）这一文学现象切入，来探究清代笔记体小说中才女形象产生的土壤，并研究才女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及其艺术塑造。

“清代笔记小说丛刊”或“清代笔记小说集成”，都存在着用“笔记小说”指称笔记文学的现象。

笔记小说作品中有一大批单纯记述典章制度、风物习俗、医药技术的著作及阐释经史、考据文字、天文历算等的著作，这些非小说因素掺杂在内，对笔记小说和笔记文学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障碍。

用笔记小说指称笔记文学这一现象是由于对小说观念的理解不一造成的。

笔者的研究范围是时贤所指称的笔记小说中既是笔记，又是小说，二者兼而有之的部分，为了与笔记小说相区别，本文将之称为“笔记体小说”，是指用笔记形式写作的小说作品。

清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高峰期与终结阶段，所以作品繁多，题材多样。

其中妇女题材的作品又占相当大的比重，本文试从才女形象这一角度来研究清代笔记体小说。

历来学者从才女形象这一视角研究清代笔记小说的比较少，其原因是才女的被忽视。

由于受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和宋明理学“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束缚，女性的才能被压抑，才女不得彰显。

也就是说，她们不是“不会做”，而是不许她们做，女性并不是生来就无才，而是没有显露才能的机会。

到了清代，由于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一些文人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女诗人、女秀才、女博士、女英雄等。

小说作者开始对“才女”这一特殊群体进行观照，肯定她们的才华。

才女形象在清代笔记体小说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

清代笔记体小说中才女的“才”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不再像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的佳人之“才”，只是“能诗擅文，诗便成了男女主人思慕、追求的契机和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

”[1]才女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她们不仅仅是爱情婚姻的主角，有的甚至参加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去，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本文中将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清代笔记体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才女形象？此问题可以从清代特殊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现实生活中的才女，以及创作主体——作家的心态、处境及其女性观等三方面对才女形象塑造的影响来论述。

第二，小说中才女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如何？主要从婚恋中的认同与抗争、乱世中才与智的凸显、才女的理想与独立人格等三方面来论述清代笔记体小说中的才女形象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这些才女在妇女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与经济、政治独立的道路上所体现的重要价值，对后世作家塑造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提供一定的思维模式，对妇女的出路进行可贵的探索。

第三，这些才女形象又是如何引人注目的？这涉及到才女形象的艺术塑造问题。

从矛盾冲突、对比等的角度来研究才女形象，使之更鲜明。

作为时间艺术的笔记体小说，笔者也试着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研究才女形象的艺术塑造。

无论是从才女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还是从艺术塑造来研究，本文都将论及到它们的局限性。

清代笔记体小说中的才女形象研究文/杨景霞笔记小说因内容杂糅、形式不一很少受到学界的重视。

清代笔记小说中有一种既是笔记、又是小说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清代笔记体小说中大量才女形象的出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才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具有独特的魅力。

清代笔记体小说中“才女”的“才”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分析小说中的才女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有助于唤醒普通大众妇女的独立人格，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学审美93二、笔记体小说概念和才女形象的界定（一）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关于“笔记小说”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确切的定论。

学者时贤在研究笔记小说时，首先都要给笔记小说作一番界定，如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苗壮的《笔记小说史》都对笔记小说作了一番定义性的阐述，都认为笔记小说必须叙述故事，哪怕是最简短的故事情节。

吴礼权把笔记小说提到了与其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一样的地位。

他认为笔记小说也“需要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讲究情节结构，重视语言运用等”[2]。

苗壮的笔记小说概念，较之前者的提法要更全面些，突出了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

但是他们所界定为“笔记小说”的作品，仍然存在着以“笔记小说”指称笔记文学的现象。

综合起来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部作品中夹杂着许多非小说的因素，如《阅微草堂笔记》等；二是作品集成中夹杂着非小说的作品，如《笔记小说大观》等。

为了与学者时贤的“笔记小说”的提法相区别，笔者将本文的研究范围命名为“笔记体小说”。

为了研究起来方便，笔者有必要对“笔记体小说”的概念作一番明确的界定。

参考以往学者对“笔记小说”的界定，笔者认为“笔记体小说”是笔记文学的一种，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要有人物，因为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第一要素；二是要有一定的篇幅，哪怕是短小的篇幅，这是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所需要的故事情节，因为“故事性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3]；三是要用文言叙事，否则不可称其为笔记体小说。

符合这三个基本特征的小说是笔者本文研究的对象。

关于本文研究的时间界限，笔者也在此作一番界定。

因为清代的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从1644年明朝灭亡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历时二百六十多年。

其间的鸦片战争（1840—1842）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事件，中国的历史从此走向近代，而文学虽然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但是它的发展又具有与现实生活发展的不同步性，具体表现为有时超前，有时滞后。

近代以后，中国的古代小说仍然沿着原有的模式发展，直到1898年以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如《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卷《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文就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西方学军械学机器学制度学法律转到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仍必须溯源到１８９８年——梁启超、林纾等一代“新小说”家正式登台表演。

［４］晚清的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在内，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叙事模式发生了转变。

这一时期，苏曼殊、李宝嘉、林纾等作家仍然在写作笔记体小说。

鉴于此，本文对1898年至1911年写作的笔记体小说不做重点考察，但是照顾到研究清代笔记体小说时间上的完整性，也有所涉及。

（二）才女形象的界定在研究范围确定之后，我们就把观察点聚焦在“才女”身上。

对于“才女”的理解，不少研究者在行文之前或行文之中都会对此作一番界定。

纪德君在《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佳人形象的文化解读》[5]一文中，就对佳人的特征做了具体的阐述，概括为“色”、“才”、“情”、“德”四项标准，对“才”的理解就是能“窃天地之私，酿诗书成性命；乞鬼神之巧，镂锦绣作心肠；感时吐彤管之隽词，触景飞香奁之锦句”，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才华；《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一书中，杜芳琴也在《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才子才女关系》[6]一文中对“才女”的标准也做了一番界定，认为才女具有色、才、情、德，其中的“才”就是指具有“才慧”──能诗工文，是才女佳人的主要条件。

两位学者对“才女”之“才”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其作诗填词的才能。

她们赋予“才女”的“才”是指文学艺术之才，是从才子的角度着眼，才女具有“才”与才子相互唱和，以迎合文人的口味；“才女”的“情”也主要表现为对才子人品才华的倾心仰慕和对落魄才子的体贴入微；“才女”的“德”是指传统的妇德和不妒之德。

而笔者在阅读笔记体小说的时候，不仅注意到有文学艺术才能的女子，她们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写弹词或小说，而且还注意到一些身怀绝技的女子，她们技艺精湛，临危沉着，这部分女子生活在乱世之中，面临强敌的威胁，显得机智、果敢，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强敌，她们更具有时代特色。

所以在研究才女形象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她们当作“才女”来对待。

小说中还有一些女子，如《过墟志感》[7]里的刘夫人，能“司会计”，管理帐簿，治家有条理，分发钱粮，乐善好施。

还有以某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政治才能的女子，如宣鼎《夜雨秋灯录》中《耍字谜》的女主人公刘世璜，女扮男装因袭父亲官职，在官任上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赢得政声。

王韬《松滨琐语》中的名妓金玉蟾，非常有政治远见，在国家用人之际，劝丈夫挺身而出，见宦海风波无端猝起，又劝丈夫及时引退。

这些女子的各种才能相对于那些循守妇德的女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女性观进步的表现。

总之，笔者所观照的“才女”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这里的“才”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指女性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能力，既指文才，能作诗填词唱曲，又能琴棋书画，能司会计，有科举、经商、谋生之才；又指武才，有一技之长，能舞刀弄剑，有谋略，有胆识，有军事之才。

这些女子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笔者所观照的“才女”突破了杜芳琴和纪德君两位学者给“才女”所下的定义，比起他们的“色”、“才”、“情”、“德”四项标准来，本文中的“才女”形象意蕴更加丰富。

笔记体小说比白话小说更具有现实性，其中的人物形象更容易感染人、鼓舞人。

才女是女性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她们有着比普通女性更容易觉醒的思想意识，在要求男女平等，追求恋爱自由、婚文学审美94姻自主，追求个性解放、人生理想的斗争过程中，她们的态度更坚决、更执着。

所以本文在这里分析小说中的才女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有助于唤醒普通大众妇女，这是本文研究才女形象的意义所在。

注释：［１］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０７页［２］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３页［３］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Ｊ］．文学遗产，２００３（０２）［４］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Ａ］．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一、横向多义性与纵向多义性我们可以将古代诗歌的含义分为两层：一层是诗歌在字面上叙述给我们的浅层次的宣示义；一层是我们通过联想、感悟而得到的，由文本暗示给我们的深层的启示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诗歌在较浅的宣示义层有着两种及两种以上通顺完整的含义，这种多义情况我们称之为诗歌的“横向多义性”；如果诗歌在固有的宣示义层面之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在情感或哲理层面的深层启示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诗歌的“纵向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