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人姓名：梁世和申报级次：研究员发表刊物及时间：本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新华文摘》2004年22期辑目。

入选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

获院优秀成果奖。

发表字数：1.3万字作者位次：独立北学与燕赵文化梁世和[摘要]学术思想的传承、学风的形成、学派的分布，往往存在一些地域特点，由此构成地域之学。

北学就是一种地域之学，狭义的说，就是燕赵之学。

地域之学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它对一地文化习俗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

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必有待于对地域之学的充分认识。

文章一方面把北学作为独立存在的地域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分梳，对北学的概念、历史分期、特质和价值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通过北学与燕赵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地域之学对于地域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北学；燕赵文化；地域之学；地域文化一地之文化孕育一地之学术思想，一地之学术思想则是一地精神的象征。

这正是地域文化与地域之学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必有待于对地域之学的充分把握。

本文提出北学与燕赵文化的对应关系，对北学的概念、分期、特质、价值进行了探讨，希望对深化燕赵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北学的概念与燕赵文化“北学”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大戴礼记·保傅篇》①，但当时还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唐初编撰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1](p1125)其后的《北史》、《清史稿》等也都出现了这一概念。

综观历史，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主要包含了三种含义：一是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

与此相对应，南朝的经学称为“南学”，如《清史稿·儒林传》中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

”[2](p9970)二是泛指“北方之学”。

传统上，“北方之学”系指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陕西等广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涵盖了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和三秦文化等北方主流文化，内容包括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等学科。

刘师培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分别阐述南北诸子学、南北经学、南北理学、南北考证学和南北文学的不同，他所谓的“北学”即是此义。

三是特指以燕赵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

明代冯从吾著有《关学编》，清初孙奇逢让弟子魏一鳌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尹会一则有《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

可见孙、魏、汤、尹等人并不认为“北学”包含“关学”、“洛学”，而是把三者看作并列关系，“北学”则指燕赵之学。

《北学编》及两次续编所辑录的均为燕赵学者，即说明这一点。

学者多把陕西之学称为“关学”，河南之学称为“洛学”，山西之学称为“晋学”，山东之学称为“齐学鲁学”，却从不把河北之学称为“燕赵学”或“燕学赵学”，而独称之为“北学”。

燕赵之学何以称为“北学”呢？从地理位置角度讲，这里存在一个“北”与“燕赵”的关系问题。

“北”指北方，“燕赵”明清①《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

”其中“四学”是指周时四郊之虞庠。

以来专指河北省。

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的含义不尽相同。

魏晋时期及以前，多以黄河划分南北；南北朝隋唐至明清前，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明清以来，多以长江划分南北。

同时，“南北”的地理概念也随着化外之地观念的变化以及国土的变化而变化，领土南扩使有些“南”成为“北”。

传统的北方主流文化中，中州文化曾经属于“南”，三秦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西”，齐鲁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东”，而“燕赵”始终保持在“北”的核心位置。

自古以来河北省的南部是以黄河划界的，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地界，是名副其实的河北。

因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惟河北堪称为“北”。

尹会一在《北学编》序中自称是“在北言北”，犹“在洛言洛”、“在关言关”。

其意是说在何地言何地之学，所以在河北言北学，正如在河南言洛学，在陕西言关学。

尹会一辞官后，回到家乡河北著书立说，故而称自己“在北言北”。

孙奇逢强调居其乡友其善士，就是说在河北就要结友河北的士人提倡河北的学说，而河北的学说就是北学。

《北学编》及续编的诸作者和相关者，在书中均未言及何以燕赵之学称为北学，而均又理所当然地“在北言北”，把燕赵之学直称北学，显然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二、北学的历史分期与燕赵文化把燕赵之学称为北学不仅仅是燕赵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北方之学长期以燕赵为中心，北学的几个历史高峰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北学的历史演变、主要内容、历史地位等角度看，北学大体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

1、创立期清人王灏编辑《畿辅丛书》辑录燕赵历代著述，第一人就是荀子。

北学的开创者正是荀子，之所以说荀子是北学的开创者，是因为荀子的学说奠定了北学的基础，规范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征。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最具客观精神和实用精神，以及重综合性的理论品质，后来这些都成为北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他的外王之学也成为北学的重要标志。

荀子积极传授儒家经典，成为经学祖师。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

二千年间，宗派属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

”[3](p3099)北学诸子受其影响更大。

据刘向记载，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

此书虽然没有留下，却说明了荀董的共同思想倾向。

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便本于荀子的传承。

北学名儒尹会一说董仲舒“实能见道之大原，而深契乎内圣外王之学，”“盖孔孟后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

”[4](董仲舒)与董仲舒同时，深受荀子传承影响的北学名儒还有韩婴和毛苌，二人成为《韩诗》和《毛诗》的传人。

韩婴所传《韩诗外传》一书多处征引《荀子》以说诗，且沿袭《荀子》文风。

《汉书·儒林传》说，“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而且燕赵的《易》学也源于他。

后齐、鲁、韩三家《诗》散佚，我们今天得以知《诗》，全赖《毛诗》。

宋儒程颢对汉儒则最推崇董仲舒和毛苌，谓其最得圣贤之意。

“北学于斯为盛”[4](毛苌)，此时达到第一个高峰。

2、经学时期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即经学时代。

此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一直成为北学的主流。

东汉末年，卢植与郑玄同受业于大儒马融。

卢植为学广览博收，不固守门户，不受章句束缚，终于兼通今古文经学。

卢植性情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之志，不好辞赋。

曹操对其评价极高：“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5](p1209)卢植弟子众多，最有成就者当为刘备。

刘备与卢植同郡，少时师事于卢植。

后来刘备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又与大儒郑玄交往问学。

由于卢、郑等名儒的教诲，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刘备。

刘备后来称帝于蜀，使北学思想广播于南地，对儒学的南传，功不可没。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多有一种误解，即认为此期玄学、佛学盛行，儒家经学中断湮灭，而五胡异族统治的北方，战乱割据，其文化、经济必无足观。

其实，这一时期玄学、佛学和道教的盛行，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只是变独尊儒学为以儒学为核心，儒、佛、道并存的局面。

西晋南渡后，玄学也随之南下，北方成为儒学一统天下。

五胡入主中原后，需要借助儒学取得汉族士人的合作与支持，另外也须用汉族的先进文化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十六国及北朝政权极力倡导和奖掖儒学。

后赵统治者石虎“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6](p1680)，即位后便诏令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经学教育。

前燕慕容廆为政期间，也多重用经学名儒。

其子慕容皝即位后，每月“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6](p1712)。

前秦苻坚更是大力展开经学的普及教育活动，颁布《简学生受经诏》，上至太子，下至普通兵士，甚至宫女、太监、女仆也纳入经学教育的运动之中。

其他北方五胡政权，如后秦、后凉、后燕、西秦、南凉、北凉、夏等，均把崇儒尊经作为基本国策。

北朝的诸政权更是尊儒尤加，就连朝纲荒乱的北齐也尚知用经学教导子弟。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对此总结说：“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

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

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7](〈北朝经学〉)“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

”[7]（〈南朝经学〉）北学可谓儒学正宗，其纯粹笃实，远胜南学，研究水平也超过南朝。

南方的儒学受玄学、佛学和道教的影响，加之统治者的不重视，其地位远不如北朝。

这一时期燕赵经学盛行，并始终处于北方学术的中心。

《魏书·儒林传》说：“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

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

”[8](p1131)《北齐书·儒林传》说：燕赵“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

[9](p310)《北史·儒林传》说：“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

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

王肃《易》，亦间行焉。

”[10](p1471)另外，燕赵一带游学、追师风气盛行。

游学之士，负笈追师，不远千里。

致使燕赵经学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儒风大震，硕儒倍出。

渤海李铉，史称“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9](p311)。

中山张吾贵和武邑刘兰分别在定州和瀛州开馆授经，生徒达数千人。

博陵刘献之精通《毛诗》、《春秋》，四海皆称儒宗，史称“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8](p1136)阜城熊安生则被视为传授《礼经》之儒宗，其弟子刘焯、刘炫更是青出于蓝。

史书载“惟信都刘士元（刘焯）、河间刘光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

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

”[10](p1471)这时燕赵北学还极大地影响了关学。

范阳儒生卢辩、卢诞、卢光等对北齐统治不满，西入关中；乐逊学经于徐遵明，后投奔关中；北周灭北齐，将北学大儒熊安生请入长安。

这些燕赵儒生对关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经学时期是北学又一高峰期。

隋唐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儒学的统一。

北学大师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采南北学，达到了儒学的统一，南北经学之争遂之终结。

3、理学时期北学在理学时期第一位巨子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

邵雍的思想无论在体系、方法和形式上都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与北学诸子也大不一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与北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却完全一致。

北学巨子孙奇逢指出，“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为他精《易》数，于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却看小了他学问”。

有人问孙奇逢：邵子溺于数，如何亦列圣学？孙说：数也而不悖于理，则数与理岂岐而为二。